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加工贸易起家，建立了覆盖多个产业的制造业体系，但在全球价值链中，中国的企业多处于价值链低端的生产环节，高端的研发设计和销售环节被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占据。为寻找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突围路径，众多学者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路径、动力、机制等进行了研究，为深刻认识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困难和机遇奠定了基础。但如同全球价值链的“片段化”一样，这些研究也存在片面化的倾向。有鉴于此，本文在吸收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全球价值链理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及有关国家创新体系方面的理论纳入到本文的分析框架中，试图为中国制造业升级构建一个完整的体系，提供可参考的建议。　　本文采用案例分析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比了发达国家和中国制造业的情况，阐释了中国制药行业、电子通信制造业和石油化工行业的现实状况，说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是位于价值链微笑曲线的底部，所创造的大部分利润被上游的研发设计环节和下游的销售环节攫取，同时指出“世界工厂”理应不是的归宿，不断向全球价值链攀升才是的切实选择。　　本文集合了全球价值链治理和产业升级方面的理论，将中国制造类企业归类为俘获型、层级型和新兴型。其中俘获型企业主要指中国的代工企业，层级型企业主要指跨国公司以FDI形式在中国设立的子公司以及本地的配套企业，新兴型企业主要指处在新兴产业或传统产业的新兴细分市场中的企业。对应中国制造业的三类企业，本文分别为其指出了不同的升级策略:俘获型企业应采取势力抵消策略，着眼于技术研发、打造品牌、形成范围经济等，以抵消价值链治理者的势力;层级型企业应采取先合作后竞争策略，充分利用跨国公司的技术和人才溢出、借助其资本力量等壮大自己，之后利用自己的力量与跨国公司展开一定程度的竞争;新兴企业应采取反“梯子理论”策略，先建立国内价值链(NVC)，然后建立区域价值链(AVC)，最后建立全球价值链(GVC)。　　本文认为产业升级的支撑动力必将是系统性的，“头痛医头、脚痛治脚”式的要素升级必将造成产业升级的动力缺乏，鉴于此，本文基于国家钻石体系分析了产业升级的动力机制，指出国家钻石体系各要素的升级与产业升级必须形成互动、同时升级、良性循环，才能真正夯实产业升级的动力基础。在国家钻石体系中，生产要素、市场需求、相关产业和支持性产业以及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同业竞争构成基础要素，政府和机会构成辅助要素。本着可控性的原则，本文并未对机会进行过多表述，而由于政府的作用最终体现在对四个基础要素的影响上，所以本文主要从政府的角度阐述了四个基础要素的升级形式和内容。　　虽然国家钻石体系的升级可以为产业升级提供宏观动力，但如果企业不能进行源源不断的创新，这种动力并不会自然而然地促使企业实现在价值链上的攀升。如同产业升级的动力支撑来源于国家钻石体系一样，本文同样认为企业创新也应是一个体系作用的结果，所以本文构建了国家创新体系作为产业升级的动力传递机制。本文指出，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应该是科研与产业化双向联动的结果。本文所构建的国家创新体系由创新行为主体、创新资源和创新环境三个模块构成，创新行为主体指企业、科研机构、大学院校等，创新资源指人和资金，创新环境指制度、法律、文化、创业氛围等。政府通过整合创新资源、打造创新环境对创新行为主体施加影响，而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创新技术扩散则由创新行为主体来完成。　　在中国的市场结构中，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一种不能忽视的强大力量，它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路径、国家钻石体系和国家创新体系都会产生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具有阶段差异性。初期它会有利于中国的资本形成、人力资源的培养、技术与管理经验的积累、市场竞争环境与竞争意识的形成和市场需求的扩大和升级;但是一旦中国企业的升级触及到跨国公司的核心利益，就会受到跨国公司的打压，它们就会通过对中国企业实行抑制自主创新、压制品牌和销售渠道、打压市场势力等手段，阻碍中国企业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攀升。　　虽然中国的制造业整体上位于价值链微笑曲线的底部，但有些细分产业还是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升级，同时国外产业升级的经验也可为中国的制造业升级提供一定程度的借鉴。本文分析了中国程控交换机、生物制药、汽车零配件、风力发电设备产业和美国、日本、新加坡制造业的升级过程，并总结了其成功的经验。结果表明，这些成功经验都可纳入到前面分析的理论框架中。　　最后，本文对全文内容进行了总结，并从强化国家钻石体系、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和优化发展环境三个方面提出了促进中国制造业升级的政策建议，以期对中国制造业升级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