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刑法理论认为,诈骗罪是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后,自愿处分财产的行为,属于典型的“自损罪”类型;盗窃罪是行为人违背被害人的内在自由意志,非法占有其财物的行为,属于典型的“他损罪”类型。以此为标准对两者进行分类,诈骗罪和盗窃罪的特征可谓泾渭分明。但是随着经济、科技的快速发展,犯罪形式和犯罪方法也紧跟时代潮流,推陈出新。近年来,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大量诸如“两头骗”、“不知情交付”、“偷换商家二维码案”等特殊类型的诈骗罪。这些特殊取财型犯罪中多涉及到行为人和被害人以外的第三人,使得案件处理中出现了很多争议问题。在“两头骗”这一特殊类型中,司法实践中存在对诈骗罪罪数形态、刑事被害人的认定等方面存的争议,究其原因是因为适法者无法正确区分“民事欺诈”和“诈骗罪”的界限所致;“不知情交付”类型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对行为性质认定的争议,究其原因是因为学界对诈骗罪的处分行为是否必须具备处分意识尚存争议,对此刑法理论上有“处分意识必要说”和“处分意识不要说”两种壁垒相对的观点,相较之下,“处分意识必要说”更具有学理上的优势,其不仅能够准确区分诈骗罪和盗窃罪的界限,而且能够对因“占有迟缓”场合下取财型犯罪的性质准确界定。刑法理论上对处分意识具体内容的认识存在“严格论”和“缓和论”两种观点。主流观点认为诈骗罪认定采用处分意识必要说的同时应当对处分意识的内容做宽泛解释,否则会不当限缩诈骗罪的调整范围。“偷换商家二维码案件”对行为性质认定存在争议的原因就是对处分意识具体内容的理解不同所导致。在处理取得型财产犯罪时,首先要严格区分民事欺诈和刑事犯罪的界限,准确认定罪数形态,避免将民事纠纷犯罪化处理。其次,在对行为性质的认定时,要坚持从盗窃罪和诈骗罪的行为特征出发,严格区分“欺诈行为”行为类型和“诈骗罪”犯罪类型之间的界限,回归诈骗罪的基本构造,旗帜鲜明的坚持“处分意识必要说”去处理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