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FDI)是我国林业融资的重要渠道。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林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总体呈扩大趋势,从国家到地方,对于林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体上是采取鼓励的政策的。但是,目前各地区在林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往往只注重量的扩大,对于林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目标缺少总体的规划,对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效应缺少综合、科学的分析,这就使得我国林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存在很大的盲目性,实际效果大打折扣。在这样的背景下,构建林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效应分析框架,并对其各项效应进行分析是提高林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效果的重要途径。论文划分了中国林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历史阶段,对我国现阶段林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特征、区域结构特征、来源结构特征以及进入模式特征进行了分析,从而对我国林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历史和现状做出了判断。以我国林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特点和设计原则为基础,构建了林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效应分析的基本框架,认为林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效应的应从其经济效应、制度效应、生态效应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三者也不是截然独立的,生态效应的实现是经济效应和制度效应的物质基础,经济效应的实现是制度效应和生态效应发挥的动力,制度效应的实现是经济效应和生态效应体制保障。本文对我国林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制度效应及生态效应进行了分析。(1)在经济效应分析上,从定性的角度对各项效应产生的机理进行规范分析,并用协整分析法从定量的角度对各项效应的产生进行实证分析。经过研究,论文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林业资本形成、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对外贸易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对于林业技术进步没有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促进我国林业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这种促进作用依然徘徊在比较低级的层次上。(2)在制度效应分析中,本文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会通过对林业产权制度、林业行政管理体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对外开放程度、林业企业管理制度以及非正式制度变迁发生影响,从而对林业制度变迁发生作用。并且在林业制度变迁的不同阶段,外商直接投资的制度效应有所不同。目前我国林业制度变迁正处于由供给主导型向中间扩散性过渡的阶段,由于地方政府在林业制度变迁中作用的增强,地方政府开始采取各种措施来完善当地的制度环境,因此这一阶段外商直接投资的制度环境改善效应明显,林业制度变迁的效应也较前一阶段明显,外商投资规模有所扩大,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较为明显,林业制度改革的整体推进促进了外商投资的竞争效应的发挥。(3)在生态效应的分析中,本文认为林业中的各产业与生态环境及其变化间关系不同,因此外商投资于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所带来生态效应的途径及结果也有所不同,论文分别就三次产业中外商投资的生态效应进行分析,并以外商投资集中度较高的造纸工业为例进行实证分析。借鉴库兹涅茨曲线回归方程,同时考虑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构建分析模型,运用协整分析法,分析结论为造纸工业的外商投资对我国生态环境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并存。在我国林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各项效应的发挥存在着一致性和冲突性,论文运用三个坐标轴构成一个立体的效应发挥图,共划分出八个区域,代表多种效应共同发挥的八种效果形态,分别命名为效应协同发挥区域、生态效应滞后区域、经济效应超前发挥区域、制度效应滞后区域、经济效应滞后区域、制度效应超前区域、生态效应超前区域、低效运作区域。根据林业发展的阶段特征以及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各项效应之间的一致性和冲突性,推断各项效应共同发挥要经过五个演化过程：低效发挥阶段、单一发展阶段、冲突阶段、调整阶段、高效发挥阶段。目前,我国林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效应的发挥正处于由第三阶段向第四阶段的转变过程中,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核心问题是采取措施处理各项效应发挥中的矛盾冲突,而各项效应的冲突根本上是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冲突,因此协调各利益主体的矛盾,充分调动各利益主体的积极性,是我国林业外商直接投资各项效应协同发挥的关键所在。基于各利益主体矛盾的协调,论文提出林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各项效应的协同发挥需要构建以林业产权保护制度为前提、规范引导机制为导向、创新支持机制为动力、评估监督机制为保障的机制,各项机制共同作用,促进各项效应的协同发挥。最后提出我国林业外商投资优惠政策的取向在现阶段应实现由“普遍适用型”向“目标定位型”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