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显著发展,特别是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大量优质的劳动力资源,“受教育程度越高则收入待遇越好”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但是,自2010年以来,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一再刷新历史记录,工资待遇不再是人们理想的水平,劳动力市场供需不平衡的矛盾也日益突出。过度教育在我国初露端倪。本文通过分析调查数据发现,过度教育在我国当前的表现主要是:21-30岁过度教育人群存量最大;过度教育的发生率与学历层次呈正相关,其中本科学历的过度教育存量最大;过度教育人群较多地存在于主要劳动力市场,职业方面主要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工作单位类型方面大量分布在党政机关、国有大中型企业、事业单位、外资企业等,工作地点方面集中存在于直辖市、省会城市、地级市等;在家庭背景方面,则是子女过度教育发生率与父母最高学历呈正相关,其中父亲最高学历对过度教育的出现有显著影响。此外,过度教育虽然在性别、专业方面的表现有所不同,但不存在显著差异。过度教育对个体而言,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工作满意度和经济生活水平,并促进劳动力的流动,但这种投入和收益是不成比例的,在社会范围内更会造成人、财、物的浪费。过度教育现象的出现主要来自于四个方面,即个体对人力资本认知的偏颇、雇主对教育筛选功能的依赖、高校对自主办学发展的迟滞、政府对市场运作机制的误判。虽然我国教育总量还存在明显不足,过度教育现象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还不像西方国家那样严重,但是在教育资源紧张的情况下,过度教育的局部出现是对有限资源的明显浪费,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也将造成更大范围的严重影响。因此,应对过度教育需要个体、雇主、高校、政府共同努力。具体包括:个体应当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规划职业生涯,雇主在招聘雇员时要注重真才实学并重视专业培训,高校在弘扬大学自治的趋势中提高教育质量,政府在合理宏观调控的同时厘清市场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