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下半年,全球性金融危机肆虐。为了进一步应对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国政府于2008年底宣布推出规模为四万亿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国有企业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由于其特殊的政治背景,承担着政府赋予的多重政治与社会目标。那么,面对“四万亿”经济刺激政策的出台,政府是否会通过直接干预国有企业投融资行为来实现政治目标,从而导致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更多地受到该政策的影响?本文将国有企业在“四万亿”经济刺激政策期间的过度投资和超额借款行为定义为政策迎合行为。同时,国有企业特殊的制度背景决定了国企高管的晋升机制也与政府有着紧密的联系。那么,在特殊的经济政策背景下,国有企业高管的政策迎合行为是否会促进其未来的职位晋升?现有文献主要从“业绩论”和“关系论”两个角度探讨国企高管变更的影响因素,但是当外部政策环境发生变化时,国企高管会如何迎合国家政策,并且国企高管的政策迎合行为能否帮助其成功实现职位晋升?基于此,本文立足于“四万亿”经济刺激政策制度背景、政府干预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预算软约束理论以及国有企业高管特殊的晋升机制,以2003-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对此展开了理论和实证分析。首先,研究相较于非国有企业而言,在“四万亿”经济刺激政策实施前后,国有企业是否更容易存在过度投资和超额借款行为。其次,仅筛选出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样本,探究在2009年和2010年政策执行期,国企董事长通过过度投资和超额借款来迎合国家政策,是否能够提升其在未来三期的职位晋升几率。再次,为更进一步探究二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国有企业按照受“四万亿”经济刺激政策扶持程度分组,分析处于政策重点扶持行业的国企相较于其余国企来说,政策迎合行为与国企高管晋升之间的关系是否更密切;通过企业未来的总资产净利率,检验为了获得晋升而迎合政府政策的国企的未来业绩是否更差;将国企总经理与国企董事长进行了对比分析,观察政策迎合行为是否同样会促进国企总经理的职位晋升。最后,为了使本文的研究结论更为稳健,本文还从区分适度政策迎合行为和过度政策迎合行为、变更样本期间、变更国企董事长职位变更的赋值方式和变更研究样本四个方面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本文研究发现:第一,国有企业相较于非国有企业而言,在“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实施前后,更容易存在过度投资和超额借款行为。第二,国有企业过度投资和超额借款的政策迎合行为会促进国企董事长未来三期的职位晋升。进一步研究发现:政策迎合行为与国企董事长晋升之间的促进关系,在受“四万亿”政策重点扶持的行业中更为密切;在政策期间,董事长通过过度投资和超额借款迎合国家政策并在未来三期成功获得晋升的国企,相较于其余国企的业绩更差。而且,与国企董事长相比,国企总经理的职位晋升并没有明显受到过度投资和超额借款行为的影响。此外,稳健性检验中通过区分适度政策迎合行为与过度政策迎合行为发现:在“四万亿”投资计划期间,通过适度的过度投资和过度的超额借款来迎合政府政策能够进一步提升国企负责人的晋升几率。本文的研究从政策迎合行为这一角度出发,拓展了现有关于国企高管变更的研究,丰富了政治晋升激励与政策性负担的研究内容,同时也为已有基于“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文献提供了崭新的视角。除此之外,本文也可能会为国有企业去行政化、国企高管晋升考核制度以及国企高管激励体系提供一定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