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中并未将因果关系作出交易因果关系和损失因果关系的区分。《规定》直接关联虚假陈述行为与投资者的损失,并由被告对损失范围承担举证责任。若《规定》第19条所述相关情况由被告举证证明,则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行为与投资者损失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但可以认识到,现代证券虚假陈述案件中多种因果因素的不可避免性,尤其是“不披露”的情况下《规定》的目的在于保护弱势地位的投资者,并通过增加被告的举证负担而威慑虚假陈述的行为。然而,直接从保护投资者的立场得出此类推定难以获得正当性,不少学者提出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沦为投资损失保险的质疑。根据现有的司法实践,不少地方法院在分析证券虚假陈述案件时区分“交易因果关系”和“损失因果关系”,本文通过探析美国证券交易虚假陈述案件中的因果关系认定理论的历史发展,借鉴美国证券虚假陈述案件的司法实践经验,对国内司法实践提出建议。本文第一章从审视国内司法实践的角度出发,介绍了目前证券虚假陈述司法实践概况以及发展的倾向,指出了《规定》中存在的三点缺陷,分别为:未区分交易因果关系和损失因果关系;《规定》第18条对投资者“损失”的界定不明;《规定》第19条没有考虑被告的证明难易程度以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同时,还指出了司法实践中的一些问题,包括:注重“揭露日”和“系统性风险”的认定,因果关系分析一带而过;对“市场欺诈理论”的曲解;不考虑多因素结合对投资者决策的影响;系统性风险扣减规则不一。随后,从美国证券欺诈案件审理的历史发展角度,从根源找寻理论本质,并提出适用“欺诈市场理论”的局限性。笔者认为应当回归于侵权责任法角度,对证券虚假陈述案件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本文第二章从美国证券欺诈案件审理的历史发展角度,从根源找寻理论本质,即市场欺诈理论是一种简化证明信赖,方便适用集体诉讼的理论,并非一味免除原告证明责任。研究显示,美国司法实践中逐渐弱化交易因果关系的证明力度,通过加强损失因果关系的分析来关上诉讼的闸门。通过借鉴美国司法实践经验,笔者分析了复杂因素影响下,证券虚假陈述因果关系的认定。由于证券虚假陈述行为类型区分诱多和诱空,介于美国并未对诱空型虚假陈述行为进行规制,笔者在第三章通过对诱空型虚假陈述案件的司法实践梳理,提出其损失的不可赔偿性,从而纠正实践中对该类虚假陈述行为案件交易因果关系和损失因果关系的割裂。同时也回应学界对诱空型虚假陈述过多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