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31年“汤山事件”为契机,汪精卫与胡汉民形成合作关系,共同对抗蒋介石,形成宁粤对峙局面。“九一八”事变后,政治局势陡变,随着汪胡合作逐步走向绝境,蒋汪开始接近并酝酿形成合作关系。在携手击垮代表粤方基本利益的孙科内阁后,蒋汪合作正式成局,并形成“蒋主军,汪主政,蒋汪共主党”的权力分配格局。嗣后,在因应“一二八”抗战的过程中,蒋汪合作关系得到初步巩固。1932年8月,汪精卫与张学良发生龌龊,并逐步升级,导致政局持续动荡。蒋介石实施旨在维持现状的初步善后举措,但却铩羽而归。面对政治僵局,蒋被迫实施“弃汪保张”的举措,张学良在华北的地位在实质上得到维护,汪精卫则愤而出国养病,蒋汪合作遭遇顿挫。至1933年热河沦陷,日军进攻长城各口,局势的演进迫使蒋不得不转变立场,实施“去张联汪”的举措,蒋汪合作藉此恢复。以汪精卫1933年复职为标志,蒋汪间不仅政治互信得以巩固,政策理念共识趋于扩大,且在此基础上对合作格局实施一系列调整。经历此次调整,不仅“庐山模式”浮出水面,且蒋汪间的权力地位关系趋于相对平衡状态。1934年发生之“顾案”及其善后过程,即非常典型地反映出这种权力地位的相对平衡状态。国民党内部连绵不断的反汪运动,既有政治体制的诸多弊端,对蒋汪合作关系构成持续负面影响。1935年所发生的汪精卫辞职事件,与这两个面向的因素存在直接逻辑关联。国民党五全大会前后,蒋汪合作关系虽不可避免地遭到损害,但却并未在实质上动摇二人的合作基础。1936年西安事变的爆发,埋下蒋汪关系最终决裂的种子,在蒋汪关系演进历程上具有转折意义。此后蒋汪关系持续恶化,不可逆转地走向完全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