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盲流”一词逐渐占据了官方话语与大众视野,作为一个明显带有强制命名、贬义污名倾向的概念,它对其所指称的进城农民群体带来了名誉、生活、工作等方方面面的负面影响,直到新千年初该词才彻底走出历史舞台。与此同时,中国新生的独立纪录电影也在90年代开始将摄影机对准这样一个生活在城市底层的群体。本文将国家意志与市民文化,特别是后者,对进城农民群体的“盲流”污名分为“对立者”、“淘金者”、“下等人”三种形式,并分别从“盲流”题材的独立纪录电影中寻获打破这三种固化印象的影像例证,总结出“参与式”、“追求式”、“真实化”三种纪录影像同三种污名形式对立,以论证独立纪录电影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丰富而真实的“盲流”底层,而通过这种展现一定程度上为进城农民群体去除污名,这正是其社会意义之一。最后,本文对90年代独立纪录电影呈现“盲流”群体影像的方式和理念进行总结,并提出其缺乏实用主义倾向的弱点,从而指出其在将摄影机作为“社会武器”、产生更广泛的社会意义这一方面做得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