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是人口老龄化的世纪。人口因素作为基础变量对社会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根据人口发展预测,21世纪中国面临严重的人口老龄化挑战。它将给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什么影响?而对于该问题,目前国内缺乏系统性的研究。通过梳理国内外的相关文献,发现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具有正影响也有负影响。因此,本论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计量模型,采用宏观经济数据,实证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研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之前,首先在第三章对人口老龄化的机制进行研究。这是国内首次对人口老龄化的机制进行系统的研究。这对于深化人口老龄化理论,以及研究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影响,具有重大的意义。论文从生育率下降的视角研究人口老龄化的机制,发现老龄化一旦形成,具有持续强化的机制。从理论上证明,未来中国社会将是一个持续老龄化的社会。因此,老龄化是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一个重要约束条件。然后,在包含人力资本的生产函数中,引入老龄化的变量(老年抚养比),推导出总量生产函数。以此作为分析框架,实证研究老龄化对生产函数中各个变量的影响,具体包括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储蓄率和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老龄化引起劳动力老化,这是否影响劳动生产率是富有争议的问题。第四章,借鉴Lindh和Malmberg (1999)方法将人口年龄结构引入含人力资本的生产函数,推导计量模型,借鉴Bruno(1968)方法利用年龄组的边际生产率来反映平均生产率,利用我国2000年和2005年的城市截面数据研究了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这是首次尝试利用宏观数据,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研究不同年龄组生产率的差异和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力的潜在生产率随年龄增长呈倒U型分布,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老龄化过程中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化将降低社会中的劳动生产率。但是,实际生产率除了与潜在生产率有关,还与劳动力的利用机制有关。劳动力利用机制,是指资源和机会在不同年龄组之间的配置,包括劳动参与率、劳动力的利用导向、退休制度等。我国劳动参与的年龄结构不够合理,45岁以上年龄组的潜在生产率有很大的利用空间。因此,改善劳动参与的年龄结构和充分利用45岁以上年龄组的劳动力,能够缓解老龄化对生产率的负面影响。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具有高国民储蓄率和独特的部门储蓄结构。老龄化的过程伴随着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和老年抚养比的上升,两个抚养比对储蓄的影响不完全相同。第五章,基于简约计量模型和VECM模型,采用我国1978-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在变量筛选的基础上,研究了少儿和老年抚养比对国民和部门储蓄的长期动态影响。这是首次关于人口老龄化对部门储蓄的研究,长期动态分析方法的运用也具有创新意义。研究结论为,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国民和居民储蓄的影响为负,影响时间长达20年,少儿抚养比对储蓄的影响大约是老年抚养比的三倍。抚养比变化对政府储蓄影响不显著。公司储蓄对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具有短期的正向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少儿抚养比的大幅下降,是我国高储蓄的重要原因；未来老龄化过程中,快速上升的老年抚养比将降低储蓄水平,但是下降幅度小于相同的少儿抚养水平下降所引起的储蓄水平上升幅度。因此,当前人口老龄化对储蓄负影响尚不显著,未来将引起我国储蓄水平下降,但是储蓄率仍然将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教育和健康投资两部分,其中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方面。人力资本投资的主体是政府和家庭。第六章,根据理论分析和国外相关经验研究,建立计量模型,利用1978-2008年全国教育经费和医疗费用支出时间系列数据,以及1995-2008年各省教育支出费面板数据,研究了全国和省两个不同的空间尺度上老年抚养比变化对政府和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还研究了全国的医疗费用对教育投资的影响。关于老龄化对人力资本投资影响的研究,在国内也属于首次探索。研究发现,教育投资和健康投资相互促进,二者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996。当前人口老龄化促进了政府和家庭的教育投资,但是也发现政府的医疗费用支出对教育支出具有竞争性；而当顶算受到约束时,家庭的医疗费用支出计渡于教育投资。因此,目前老龄化促进了人力资本投资。受政府的医疗费用支与教育支出的关系影响,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龄化对人力资本投资促进作用将会减弱,并可能由正影响转变为负影响。综合全文,目前我国国民储蓄还在因少儿抚养比的下降而上升,老年抚养比上升带来的负效应还并不显著；老年抚养比提高引起的医疗和养老费用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负效应尚未显现,人口老龄化促进了人力资本投资；45岁以上人口劳动参与率低下,高年龄组劳动力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并不突出。因此,当前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并不显著,我国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正处于二者倒U型关系的左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