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能否构成版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以及如何对其进行保护,已经成为司法实务界和理论界争议较大且急需解决的问题。对比两个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版权纠纷案件的裁判结果,差异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否构成作品的定性不同,二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权利归属不同。分析裁判结果差异存在的原因,包括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立法层面上,现行法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否构成版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以及权利归属问题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司法层面上,两个审理法院对“创作”主体和“创作”行为的认定不同。学界中也存在作品说和非作品说两派观点。关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否构成版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从菲林诉百度版权侵权纠纷案分析版权障碍有两点,一是人工智能不具备主体资格,二是人工智能程序运算过程不构成创作。导致版权障碍的原因是研究对象和研究起点局限在人工智能中,未将人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间的联系纳入讨论,切断了版权法主体与生成内容间的联系,因此难以落入以人类为中心构建的版权法框架中进行保护。故调整研究路径,以人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间的联系出发。首先明确人工智能的地位,从人工智能的自然属性、哲学理论和法律地位的角度分析,得出人工智能工具论的结论。基于人工智能的工具属性,能够明确创作主体为人。其次,依据独创性标准对生成内容是否具有独创性进行判断,得出只有在使用者对人工智能的干预行为对生成内容有实质性影响的情形下,内容产生过程才构成创作,才能给予生成内容版权保护,即附条件的版权保护。最后,将版权保护条件放入实践中检视,得出附条件版权保护的可行性及意义。明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附条件版权保护的结论后,需要对具体保护措施进行安排。首先以经济学理论对附条件版权保护的正当性进行分析,得出附条件版权保护不仅具有正向激励作用,还能避免过剩保护问题出现。其次探讨权利归属,依据独创性来源将版权归属于使用者;在使用者事先与第三人订立劳务合同、委托合同等特殊情况下,依据合同性质适用法人作品、委托作品等制度;鼓励各主体间优先适用合同约定的方式确定版权归属。最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与普通作品相比稀缺性有所下降,对其版权保护应当进行一定限制,才能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间的关系。以建立人工智能作品强制版权登记制度、适当降低人工智能作品保护期限和将人工智能作品纳入法定许可范畴的方法,对人工智能作品的版权保护进行限制,促进人工智能作品的利用与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