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理因赊销贸易而生,有利于增强应收账款流动性,推动企业短期筹融资活动顺利进行。自2012年试点以来,我国保理业务规模呈爆发式增长,我国保理交易量已位居世界前列。去年《民法典》正式颁布,将保理合同作为典型合同单独成章,从法律的层面肯定保理合同作为独立合同的法律地位,保理行业也因此迎来一个新的发展起点。然而,在新旧法律衔接时期,我们必须注意到实践中普遍存在保理业务类型单一、合同效力认定不明、法律性质界定不清及当事人归责混乱等现象。如何解决上述问题,成为《民法典》时期,立法与司法的重要任务。工行延安分行诉奇春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为有追索权保理纠纷的典型案例,该案例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隐瞒基础交易合同已获清偿的事实是否影响保理合同效力、有追索权保理法律性质的认定以及奇春公司承担责任的类型、顺位及范围三个方面。首先,就隐瞒基础交易合同已获清偿的事实是否影响保理合同效力而言,必须对保理合同与保理法律关系的概念进行区分,真实有效的基础交易合同是保理法律关系成立的必备要件,但并非保理合同的效力要件。工行延安分行在叙作案涉保理业务时尽到了审慎审查义务,在其不行使撤销权的情况下,案涉保理合同有效,三方之间的保理法律关系成立。其次,就本案有追索权保理的法律性质而言,以区分主从法律关系为切入点,将案涉交易安排界定为“保理融资+债权让与担保”符合有追索权保理的业务模式,也符合我国立法与司法对有追索权保理的定位。最后,对于奇春公司承担的责任类型、顺位及范围而言,通过对比侵权法模式与权利外观模式的内涵与外延,评价我国司法实践中典型案例的裁判思路,明确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要件并结合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足可认定奇春公司不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其应在应收账款本息范围内向工行延安分行承担第一顺位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