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主要发达国家陷入了严重的衰退,央行纷纷大幅降低基准利率,以期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然而,当名义利率较低时,央行会面临零利率下限的困境,潜在的流动性陷阱导致传统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受阻,传统的价格型货币政策丧失了空间,这些国家不得不采取非常规的数量型货币政策,这些非常规货币政策不仅在中介目标上有别于传统的货币政策,而且在政策实践上具有指向性和结构性。近年来,中国开始面临外汇占款增速大幅下降,流动性的结构性失衡问题日益突出的局面。为保持合理的流动性,央行的基础货币投放渠道不得不发生转变,但传统货币政策的流动性整体调控方式因其区域、所有制、产业等异质性效应,使得央行通过传统的货币政策释放的流动性,难以流向效率较高的部门,甚至会导致流动性结构性失衡问题更加严重。为此,央行在2013年以来陆续创设了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常备借贷便利(SLF)、中期借贷便利(MLF)、抵押补充贷款(PSL)等新型货币政策工具,这些新型货币政策与发达经济体央行的非常规货币政策一样有较强的指向性、针对性,可以及时的向金融机构进行针对性的流动性补充。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后,各国货币当局更加重视对流动性的管理,而中央银行流动性管理的基础即是对银行体系流动性的管理。近年来,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呈现出总体充裕与结构性短缺并存的状况,比如2013年6月的“钱荒”事件,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在6月20日陡增至13%以上,就是在银行体系流动性总体充裕的情况下发生的。在此背景下,研究当银行体系流动性出现结构性短缺时,创新型货币政策能否有效的向银行体系提供流动性支持,降低货币市场利率就存在一定的意义。本文采用实证检验的方法进行分析,首先通过分析创新型货币政策影响银行体系流动性的内在机理,来探讨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是怎样影响银行体系流动性的;其次采用实证检验的方法来对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影响银行体系流动性的效果进行分析。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本文在分析银行体系流动性界定、中央银行流动性管理界定、中央银行流动性管理内在机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央行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影响银行体系流动性的内在机理;第二部分,本文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的方法初步探讨我国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影响银行体系流动性的效果。首先,从流动性供给、调节货币市场利率等角度对创新型货币政策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其次,从超额准备金率角度、银行间同业拆借和回购市场资金的净融入角度、净融出角度、货币市场利率角度对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最后,对我国创新型货币政策影响银行体系流动性的效果展开描述性统计分析;第三部分,本文对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影响银行体系流动性的效果进行实证研究。选择常备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利、公开市场逆回购、超额准备金率与银行间同业拆借7天加权平均利率变量构建模型,收集这些变量在2013年6月到2017年5月的月度数据,通过VEC模型及脉冲响应函数进行实证检验;第四部分,本文利用前文论述的内在机理、描述性统计分析以及实证检验的结果,得出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影响银行体系流动性效果的结论,并为进一步完善创新型货币政策对银行体系流动性的调节效果,进行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通过内在机理、描述性统计分析、实证检验分析,认为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可以提高银行体系流动性水平,降低货币市场利率。本文的创新在于以往的文献对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的研究大多数是以比较研究、简单的定性研究为主,缺少对其作用机制等的深入研究,本文则是对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影响银行体系流动性的内在机理进行了分析,并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分析了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对银行体系流动性的调节效果。本文的不足之处主要是影响银行体系流动性的因素比较复杂,但本文并没有将宏观经济等因素引入到实证模型中。此外受限于央行对创新型货币政策操作的披露不够透明、数据的可得性问题,本文对创新型货币政策对银行体系流动性影响的研究仅涉及其对整个银行体系流动性水平的影响,而无法涉及到其对具体商业银行流动性的调节效果,进而无法对其流动性调节中的“结构性”效应进行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