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大山和贾平凹曾分别凭借《取经》和《满月儿》共同荣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并因自己的文学实绩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备受瞩目,被时人并称为“文坛二贾”。但他们二人在此后却又分别受到了文坛的“冷遇”和“热捧”,个中缘由耐人深思,这既与他们各自的性格特点、各自秉承的写作策略、各自坚守的创作姿态等因素息息相关,又与一定时期的文学生产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也可通过分析“二贾”在文坛沉浮的原因,来窥探新时期文学所映照出的某些独特镜像,毕竟只有将“二贾”这个由时代所造就的历史名词放置到特定的“文学场”中,其意义才能被有效凸显,否则它只会变成一个被历史所遗弃的“空洞能指”。事实上,如果不是由于文学在新时期开端所具有的崇高地位,贾大山和贾平凹绝不会因为一次获奖而迅速被人们所熟知,换言之,贾大山和贾平凹进入文坛的时间节点非常重要,“文坛二贾”这个专有名词的出现绝对有赖于那个年代特殊的历史语境!与此同时,“二贾”在创作上也确实存在着不少相似之处,这就为二者之间的“可比性”提供了十分坚实的基础。具体来说,“二贾”都具有浓重的乡土情结,但贾大山和贾平凹却又分别用简约灵动或厚重古拙的笔致向读者描绘了清新明丽或神秘诡异的民间图景。而这种乡土书写特色的形成则离不开他们在过往阅读过程中所接受的文学滋养。通过梳理,不难看出他们二人都或隐或显地受到了孙犁写作风格影响,但是,贾大山和贾平凹对于孙犁的接受却又不是同步的,而是处于不同的创作时期,如果说贾大山师法孙犁是处于艺术探索的深化阶段,那么,贾平凹的情况正好恰恰相反,他更多的是在创作的早期阶段向孙犁取法学习。这就使得贾大山和贾平凹分别走上了上深化与超越的不同道路。除此之外,贾大山和贾平凹又都热衷于向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借鉴话语资源,在九十年代左右创作了一系列更加醇厚的“新笔记体小说”,并分别沿着“志人”与“志怪”的方向用文章传达着古意与今情。而我们也可以借此来考察在“二贾”身上所显现出的文化意识和他们所历经的生命体验。实际上,他们二人都喜好说禅论道,但是贾大山更倾向于通过对佛道学说的研习来寻求一种安心静默、放达超脱的至臻境界,而贾平凹则认识到了佛道学说的丰富面向,即佛道文化除了推崇修身养性以外,还蕴含有诸多传奇神秘的因子。因此,不同于贾大山的日常化书写,贾平凹的作品更具有奇崛诡异的魔幻色彩。当然,不容忽视的是,一个作家文化意识的养成,必然不仅仅要依赖于书本典籍,更为重要的是要接受来自地域文化的洗礼,并且,疾病体验也会在不知不觉之中对作家主体精神的建构以及艺术风格的形成发挥不容小觑的作用。总之,本文旨在从文学生产、乡土意识、文化传承等多个角度入手对“二贾”进行比较研究,并意欲从“二贾”出发去进一步思考如解放区文艺传统的传播限度、当代小说创作中的民族文学传统等重大问题,这也是进行“二贾”研究的当下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