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构建了相对完整和系统的文学理论体系,对文论中的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在中国文化传统、民族审美方式及其文学艺术观念的影响下创造了一系列文论批评范畴,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隐秀”作为其中一个重要范畴,对文学的创作、鉴赏、批评诸方面都有重要的理论建树,对当代文论批评建设产生深远影响。在先秦汉魏南北朝时期的文献典籍中,“隐”与“秀”一直作为重要的范畴在各个领域使用,有其丰富的内涵和重要作用。“隐”有隐藏含蓄的意思,“秀”有秀丽及植物茂盛的意思,后来二者多用于文学艺术特征及其表现方式特点的指称。刘勰吸收了儒家、道家、佛教等思想,将两者联用为“隐秀”,在吸收了原有意义的基础上增加了新内容,使“隐秀”在进入文学领域后有了更为深广的拓展。刘勰针对当时文坛盛行的浮华奢靡之文风,提出“文之英蕤,有秀有隐”的“隐秀”说。刘勰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是“隐”和“秀”结合而成的,两者不可偏废。“隐”以“复意为工”,是“文外之重旨”,诗文中蕴含的旨意不能直白的表露,而要蕴含多层含义;“秀”以“卓绝为巧”,是“篇中之独拔”,诗文的言辞不仅要秀丽清雅,而且要成为篇中的独特之处。刘勰强调诗文要达到“隐秀”的标准,不可晦涩艰深、过分雕凿,只有自然天成而又含蓄隽永,才能给读者带来“余味无穷”的审美效果。由于《隐秀》是《文心雕龙》中唯一一部残篇,学术界对于《隐秀》的补文真伪一直未有定论,所以对《隐秀》的研究,学界较多注重于甄别真伪的文献考辨上。再加之刘勰是以骈文形式的描述性语言来论述“隐秀”,其蕴义和意味更为深远和含蓄蕴藉,致使对“隐秀”的界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待进一步深化研究。本文立意对“隐秀”源流进行考辨,采取文本细读的方式,将“隐秀”放置在刘勰文论批评体系中与中国古代文论的大背景下,系统阐发“隐秀”范畴的理论批评价值与历史现实意义。首先,通过对“隐”、“秀”的源流考辨,阐发了“隐”与“秀”各自的内涵及两者的关系,以明确“隐体”、“秀用”相反相成的辩证联系;其次,通过对刘勰思想中儒家的“宗经”、“征圣”文化传统与道家“自然之道”的文化精神,归总了“隐秀”的三个审美特征:含蓄婉转、典雅清丽、自然会妙;再次,结合“隐秀”在刘勰文论体系中的“文之枢纽”、“剖情析采”以及文学创作鉴赏中的地位、作用、价值进行分析,从而进一步扩大了“隐秀”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形成“隐秀”的理论构成与内在结构;最后,将“隐秀”与中国古代文论的意境、滋味、含蓄范畴以及虚实相生、言外之意、韵味无穷的命题加以比较分析,阐明范畴间性、理论间性的互文性效果,从而延伸和扩大了“隐秀”的价值和意义。在当今强调文化传统复兴和重振的语境中,国学热潮不断推进;在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及其当代意义阐释的大势所趋推动下,对“隐秀”的当代意义研究更为深入和拓展。“隐秀”论丰富了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也对中国当代文论建设有积极的实践和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