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辛二人之词另辟蹊径自成一家，这便是自宋代起便被人常常提到的“豪放派”，所谓“豪放派”是由苏轼首先发其端，然后由稼轩承其流，既然被归为一派，那么苏辛二人必定不是各自独立的，他们相互辉映互为知己，因此，要更好地了解辛词就必须先理清楚苏辛关系，本文正是在这方面做出努力。辛词好用典故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讥笑他的人往往谓其“掉书袋”，而赞之者则誉为“别开生面，横绝古今”，笔者认为典故是为诗文服务的，只要词人驾驭典故而不是为典故所驾驭就是成功用典。辛弃疾才华横溢，运用典故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但在他一生所写的六百多首词中，共使用东坡詩典一百八十六处、词典三十八处、文典七处、逸事八处，合计共有一百八十四处用到坡典，就是说在辛弃疾的词中有百分之三十的词用到了坡典，这个比例不可谓不大，这恐怕就是说明辛弃疾受到苏轼影响的最有力的证明了，当然，辛词用坡典绝对不是盲目的照搬照抄，在使用时有对坡典原意的化用，有对原意的引申，有反原意的用法，在文中都有详细的介绍。除了在用典时可以体现苏轼对辛弃疾的影响，此外苏轼的诗文在其他方面也对辛弃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苏轼诗文中的旷达，旷达是东坡性格的一大特点，苏轼为人开朗豁达，一生始终以平和的心态对待宠辱，这种特点完全的反映在了他的诗文当中，苏轼的旷达对辛词是有影响的，在辛词中，我们同样看到了放任达观，但细加体会就可以发现，辛词是旷而不放，其原因恐怕只有在两人所处的环境中才能找到。苏轼诗歌中的豪放对辛词的影响则更大些，两人是一脉相承，只不过一个为开源，一个为承流，辛弃疾在豪放的风格上继承了苏轼，却比苏轼走得更远。苏轼学究天人，其才华不能为诗歌体裁形式所束缚，因此便有了更多的以文为詩、以詩为词，到了辛弃疾则更是将小词当作大文章来写，被人们称为“词论”，既以议论为词。在苏辛关系上，虽然辛弃疾受到苏轼的影响极大，但能只是将辛弃疾看作苏轼的后学，可以说辛弃疾后发先至，成为豪放词的集大成者，这主要是因为苏辛二人的人生经历和时代背景方面的差异造成的。苏轼生活的年代是北宋中期，虽然这时国家的积贫积弱多有所暴露，但总的来说此时国家仍处在太平盛世，一些弊端只能称之为隐忧，因此国家需要的是改革家，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共同之处都是改革弊端使国家更加富强强大，所不同的就是采取何种手段，因此苏轼一生虽然屡次受到排挤打击，甚至差点客死异乡，但与政敌间也只是见解不同而已。而辛弃疾则远远没有苏轼那么幸运了，他生逢乱世，有过当亡国奴的经历，从小就将恢复山河视为己任，作为一名文武双全的儒将，他当然不止是写写文章发发牢骚而已，他曾经有过鸠众起义抗击金兵的辉煌历史，在南渡以后却始终受到朝廷的排挤，这对于一个有能力有志向的人来说当然是无法容忍的，相比苏轼而言，压在辛弃疾肩头的担子则沉重的多，所谓“国家不幸詩家幸”，这大概是辛弃疾在豪放词上走得比苏轼更远的原因罢。辛弃疾在受到苏轼影响的同时，在词的创作上有了更大的发展，本文大都有所介绍。苏辛二人共同成为中国词学大家，虽然相隔百年却互为知己，苏轼变温婉的晏欧词儿女之词为士大夫词，辛弃疾更是用他那慷慨豪迈的感情谱写出一曲曲英雄的壮歌，分工虽有不同，但是在他们的共同的努力下，扩大了词境，抬高了宋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所以，他们的贡献同样巨大，难分轩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