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采取的是以“个案”研究带“问题”的方式，以民国最具代表性的通俗小说家张恨水为考察对象，重新返顾民国这一特殊的历史，清理出文学雅俗之辨复杂的历史脉络和思想线索，对民国时期不同历史时段雅俗文学的形成、流变、互动的过程从文学、文化、思想层次作一立体的描述和勾勒。在梳理、辨析的过程中，参照对象不仅针对20-40年代的文学现象，也针对90年代以来当代复杂的文化、文学语境。在多重历史与现实的视野中，呈现出文学雅俗流变、互动较为丰富的历史图景，并在某种程度上与现实构成一定的互动关系。　　本论文分为绪论、主体、余论三个部分，其中主体部分又分为五章:　　绪论是本文的总纲，该部分就本论文选题的缘由、选题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及设计构架做出整体呈现。　　第一章，张恨水:中国文学雅俗之辨无法绕开的话题。文学的“雅俗之辨”是文化“雅俗之变”作用的结果，只有明辨中国文化传统的运作机制，才能更有效的把握文学雅俗之辨背后所包含的复杂内涵，从而有效地界定通俗文学与高雅文学，更好地理解现代通俗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位置和作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文学的雅俗受到政统、道统、学统三位一体的文化运作机制的共同作用。首先，文学主体的等级差异，造成了文化权力的等级差异。“雅”与“俗”显示着社会群体及其价值体系的差别。但是文化权力的等级分层并不是凝固不变的，因此，在实际的历史、文化语境中雅俗观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和流变性。这种复杂性和流变性在通俗小说观可以从古代到近现代“使俗通”与“通于俗”两个层面的演变窥见一斑。在百年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历程中，民国历史是一段值得不断回味的历史。“过渡时代”不仅精准地概括了张恨水自身所处的历史位置，它也是对民国时期文化人所透射出的特殊精神气质的一个概括。“过渡时代”的作家面对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文化交融与碰撞作出的文化选择及其他们的文化姿态无不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张恨水一生的创作历程及其前后创作的走向、转变都是探究民国时期文学雅俗之辨的典型个案。　　第二章，张恨水雅俗文学观的生命体认。任何文学创作都是作家生命体验的凝结。其实，这种“体验”不仅仅表现在作家创作的文学文本中，如果将一个作家作为一个研究“文本”，那么他的作品以及围绕这个作家展开的所有的文学活动均可以看作是研究对象的组成部分。张恨水作为读者的阅读、学者的治学、作家的创作都源自其对特定生命状态的反思。本章尝试分析张恨水在阅读、治学、创作三种不同生命状态下，对雅俗两类文学的理解与感悟。散文《读书百宜录》集中反映了作为读者的张恨水在不同生命状态下的阅读体验。其次，写一部中国小说史是张恨水一直怀揣的愿望，尽管他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院派学者。通过著述文学史这一具有学术倾向的心愿，亦可以透视出其背后凝聚的特殊的生命体验。另外，张恨水对文学、小说的理论性论述多散见于他的随感、序跋当中。张恨水从自身创作体验出发，生成与此相应的文学思想和批评方式。阅读、治学、创作三方面生命状态，在互相渗透中形成彼此相通的意义指向，共同展示着张恨水的文学观，为他的文学史定位提供了史料和理论上的支撑。　　第三章，张恨水与其他作家比较研究（一）——时代动因与文学的雅俗融通。文学的“雅化”与“俗化”关涉面颇广，本章将考察两者与特定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由俗趋雅”和“化雅从俗”两种创作转向是雅俗互动中值得关注的两种文学现象。无论张恨水还是民国时期其他通俗文学作家，如包天笑、刘云若、秦瘦鸥、徐訏、无名氏等人的创作，都与重大历史事件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九·一八”事变以及抗战爆发后，面临国家危亡的紧要关头，这批作家都将小说创作由娱乐大众的消遣文学转向了具有“民族意识”的严肃文学。他们将注意力转向社会问题，更加注重整体的民族需要使作品，具有了批判、追问、反思的思想力度。如果说，“雅”、“俗”之间并没有明晰的界限，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两者有进一步弥合的可能？在特殊历史语境中，面对民族、国家的需要，通俗文学作家怎样以创作转型回应了历史？主导这种转变的精神动态是怎样的？回过头来重新看待这段历史，那一大时代的作家并不是在单方面作用力下或主动或被动地甄别时事而做出创作转向的。张恨水由俗趋雅的创作走向在《太平花》的两次修改、从民间到民族的武侠小说“侠义观”的嬗变中得以体现。　　第四章，张恨水与其他作家比较研究（二）——文学审美品格世俗性与超越性的辩证关系。世俗性与超越性是文学审美品格的两个方面。它们存在文学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也常常矛盾地体现在同一个作家的文化品格中。本章将选取在审美品格上幡然有别的鲁迅与张恨水和审美品格上存在某些层面重叠又同中存异的张爱玲与张恨水进行对比研究，为的是回到文本本身，探讨文学雅俗审美品格的辩证统一关系。对鲁迅与张恨水两位作家的比较研究，其实是对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比较研究。“我们需要鲁迅，还是需要张恨水”的论争，事实上可以看做中国文学从近现代以来就一直存在的雅俗文学之辨这一问题在当代的延续和具体化，其当代意义体现在对我国当代文化价值建构的追问与反思。其次，“雅俗共赏”一词常常被用来描述文学的审美品格在雅俗之间达到的理想状态。但是，通过查阅资料，笔者发现学术界对这一词语的理解存在含义上的偏差。本章第二部分，从张爱玲与张恨水的创作及其当代命运的比较出发，重新审视“雅俗共赏”释义中存在的问题，进而为当代消费语境中文学经典的“俗化”现象提供了有益思考。　　第五章，“张恨水现象”:雅俗文学典律建构的社会文化机制。雅俗文学典律建构的尺度仍是悬而未解的问题，其中存在的分歧与尺度仍需探讨。通俗文学的“经典”确认的尺度，是通俗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通俗文学经典作为群选经典，读者接受心理与社会文化归属感的契合在这类经典的确立中起着关键作用。张恨水无疑是民国时期屹立于大众文化潮头的骄子。张恨水所取得的成功既属于个别的、具体的、可直接观察的文学个案，又是具有经验性和典型性的文化现象。本章尝试从“张恨水现象”入手，考察民国大众文化发展的社会理路以及大众文化如何参与了文学雅俗典律的建构。　　余论。“张恨水现象”作为民国雅俗文学流变历程中的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以及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对民国文化语境中，张恨水及其创作的重新审视，对当代文化的价值建构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