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时期中日实力的悬殊对比,注定了这场战争的艰巨性、长期性。中国若想在这场反抗日本侵略、保存民族生命的战争中获得最终的胜利,必须调动全体人民的抗战热情,凝聚整个中华民族的力量。正是在这种历史语境之下,“中华民族”形象的重要性才愈发凸显。如何塑造“中华民族”形象,并以此凝聚民族精神,激发抗战意志,使之成为民族对抗优势敌人的精神堡垒,成为当时国内的抗战力量的共同课题。而作为侵略者的日本,显然也意识到了问题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拆解和歪曲“中华民族”形象,向沦陷区人民灌输他们所制定的殖民主义价值观念,才可以实现对中国土地的真正占有。因此,抗战中敌我双方如何以“中华民族”形象为切入点,进行意识形态层面的斗争,成为抗战文化宣传领域中的重要事件,也是相当值得研究的问题。在本文中,作者选取了在当时的文化宣传领域具有相当重要性的介质——电影,作为研究对象,分析敌我双方通过电影这一介质,围绕“中华民族”形象展开的斗争。值得注意的是,基于当时的历史现实,文中所说的“敌我”拥有比一般意义上的二元对立关系更丰富的层次。归属于“敌”的沦陷区,有汪伪政权和伪满洲国。归属于“我”的敌后地区又分别由国共双方所领导。因此,笔者不仅注意“敌我”之间的差异,也会关注同为抗敌力量的国共两党所领导的区域中所生产的电影间的区别。笔者在文中主要选取了沦陷区“伪满洲国”的电影机构“满映”、国民党官营电影机构“中制”和“中电”,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电影团”所拍摄的若干代表性影片。希望通过对这些影片的全面对比与细致解析,勾勒在抗战时期的各方所建构和诠释的“中华民族”形象的特点,展现其间的区别与联系。其后从梳理出的特点以及其间的区别与联系入手,结合具体的历史、政治、社会因素,揭示其之所以如此“建构”的逻辑理路和背后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