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之后,许多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觉察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相继重新制定制造业战略回归计划。在知识信息快速发展的时代,知识经济的核心是创新驱动,而集聚经济、人力资本、官员特征均是影响高端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重要因素。另外,法制环境作为一切经济体活动的外部约束机制,其异质性对微观实体经济同样也会产生一定作用。因此,本文基于国家颁布的《中国制造2025》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等一系列政策规划,在分析集聚经济、人力资本、官员特征、法制环境对高端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影响机制的基础上构建研究框架,基于大样本数据,运用OLS模型、固定效应模型、Tobit模型、GMM模型、IV Tobit模型、Logit模型等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方法,解决模型中存在的遗漏变量问题、归并数据问题、内生性问题等,从而研究集聚经济、人力资本、官员特征和法制环境对高端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法制环境对集聚经济（人力资本、官员特征）与高端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另外,还进一步探讨高端制造业与普通制造业在上述过程是否也存在差异化作用。根据理论与实证检验,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专业化集聚经济与多样化集聚经济均对高端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地促进作用。两种集聚经济通过知识溢出、劳动力人才市场、中间投入品等渠道带动企业技术的提升,进而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在这一部分,首先使用OLS模型做初步探测的基础性回归;进一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解决模型中存在的遗漏变量问题,使得回归结果不受企业个体维度和时间维度的影响;最后,采用Tobit模型解决模型中存在归并数据的问题,使得回归结果更加稳健可靠。第二,地区人力资本的增加显著促进高端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人力资本通过丰富的知识存储量以及便捷的人才搜索等渠道有效激发企业创新发展的需求,进而带动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在这一部分,分别运用Tobit模型、GMM模型、IV Tobit模型、Logit模型,依次解决归并数据问题、内生性问题以及离散选择问题,从不同角度验证回归结果的稳健与可靠。第三,官员特征的差异化对高端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不同,即具有工程师背景的官员有利于高端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具有经济师背景的官员却抑制高端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官员特征通过资源分配、政策实施等影响企业发展方向,进而影响企业创新的提升。在这一部分,采用Tobit模型解决归并数据问题,进一步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两个样本数据下采用分样本分析,侧面验证回归结果依旧稳健。第四,地区法制环境的改善会显著促进高端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法制环境通过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弱化信息不对称等渠道有效降低企业创新成果被模仿的可能性,进而促进企业创新发展。在这一部分,使用上述多种模型验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第五,法制环境的调节作用主要表现为:（1）法制环境对专业化集聚经济与高端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产生负向调节作用,而正向调节多样化集聚经济与高端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2）法制环境对人力资本与高端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3）法制环境对具有工程师背景的官员与高端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负向调节具有经济师背景的官员与高端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在这一部分,同样也使用上述多种模型验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第六,进一步拓展分析发现,上述作用效果在高端制造业与普通制造业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这一部分运用Tobit模型可以解决归并数据问题,使得回归结果更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