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建国以来美日对南海的觊觎到2016年结束的南海仲裁案,中国政府面临的海上危机持续不断、变化丛生。从危机演变特征来看,其性质呈现出从武力侵略到资源争夺、岛屿归属争端等以海上权益为中心的危机,发生的背景更加复杂,表现更加明朗,海上危机呈现形态多元化、内涵扩大化的发展态势。由于域外大国的介入,海上危机还具有了国际化特征。与我国相邻的海洋周边国为达到维护其主张的海洋权益,采取了公开的或不公开的手段来侵犯我国的海洋主权和相关权益,使我国政府应对海上危机面临日益增多的新挑战。显而易见,当今海上危机已经变得更加复杂、更加多元,我国政府应对海上危机的手段从传统的、单一的军事干预上升为外交对冲、军事对抗、舆论对战、法理对攻。政府国际公共关系是政府通过国际间的信息传播、与他国公众进行双向的跨文化交流沟通,使国际公众形成对政府的良好认知。政府海上危机管理与政府国际公共关系活动的开展是异曲同工的,两者主体一致、目标一致,并且互为前提。海上危机有效管理的前提是政府有效国际公共关系状态,海上危机的顺利解决有利于政府有效的国际公共关系状态的维持;有效政府国际公共关系是应对海上危机管理效能提高的表现,政府对海上危机的合理应对是有效国际公共关系构建的动力。从我国政府南海海上危机管理中所构建的政府国际公共关系状态来看,政府国际公共关系的手段以外交斡旋为主,1992年“万安北-21”石油合同危机以及1995年的美济礁事件,使得政府国际公共关系管理的迫切性增强了,2000年后政府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国际公共关系活动,2010年后中国政府的海上危机国际公共关系活动体系显著增强,促使与有关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增强,海洋合作与交流蓬勃发展。从东海海上危机来看,政府的国际公共关系体系化尚未形成,中国与日本之间还处于构建政治互信的阶段,在海洋领域开展海上合作还处于探索状态。虽然南海与东海海上危机管理中,中国政府在构建国际公共关系体系方面做了许多努力,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也存在许多问题。比如,中国政府开展国际公共关系活动显示出“对策”状态而不是“策略”状态,国际公共关系体系的系统性构建需要加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各职能部门作为开展国际公共关系活动的主体,存在不协调、不同步的状态;中国海外报道的主流媒体,如人民日报、新华网、中央电视台等,运用英语世界的平台进行传播时,存在一些差距;中国与美国、日本以及东盟国家的政治互信总体来看较薄弱等。有鉴于此,我国政府急需建立系统化的国际公共关系活动体系,特别是在全球海洋治理、国家海洋治理的时代背景下,以政治互信为目标,以经济互通、人文交流为手段,与南海、东海周边国家保持良好的国际关系,使东海、南海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同时,政府应从海上危机过程控制与制度保障层面,强化国际公共关系体系的有效性,通过提高媒体传播的国际化水平,整合各种资源,使之形成国际公共关系活动的合力,向世界展示中国政府的诚意,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从而促进南海和东海海上危机管理的改善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