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9年6月我国新股发行(Initial Public Offerings,IPO)制度作出一系列改革后,证券市场呈现出新的特征和变化。具体而言,大概分为两个阶段:(1)从2009年至2013年期间,证券市场出现“三高”现象,呈现显著特征为高市盈率、高发行价、高额超募资金,并伴随着频繁涌现的“破发”情况;(2)2014年至今,证券市场监管者严格控制新股发行的市盈率,二级市场出现了高股价、高涨幅、高换手率“新三高”的变化。上述特征和变化的出现,表明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一级市场的投资者与二级市场的投资者对新股发行定价认识存在较大的差异,新股发行定价不能完全反映市场对于新股的认知和预期,新股发行定价机制尚未健全。在此背景下,本文构建IPO定价调整幅度和IPO定价调整波动指标,来分析新股发行前市场询价过程,进一步探究其对新股上市后短期表现的影响,并且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阐述中国新股发行法律制度的改革对IPO定价调整及其短期二级市场的影响。本文首先对我国IPO定价机制的演变历程进行了梳理,并与发达资本市场主流几种定价机制进行比较,发现我国的新股定价机制并未实现完全的市场化,政府行政监管干预色彩较浓,依然影响着新股定价的结果。本文主要基于行为金融学的理论开展研究分析,研究在新股定价调整过程中各参与方的行为特征,包括机构投资者、散户投资者、承销商、发行商、证券市场监管者,对新股发行定价调整幅度和新股发行定价调整波动的影响,以多方信息揭示为切入点,探究我国新股定价机制的合理性、科学性。经过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发现前期上市的新股定价调整幅度及新股上市首日收益对以后上市的新股定价调整幅度均具有正向的影响。在前一部分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IPO定价调整幅度指标与私有信息、公共信息以及其他IPO信息等自变量的影响函数,上市首日收益率指标与IPO定价调整幅度与其他影响因素等自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组成联立方程组,并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两阶段最小二乘法(Two-stage least squares method)”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信息揭示程度和散户投资者信息揭示程度较低、发行商和承销商的利益博弈中发行商获胜;股票市场呈现牛市、其他企业新股发行顺利且收益稳定时,新股发行倾向于获得更高的IPO定价调整幅度,而且,IPO定价调整幅度对于新股上市首日收益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影响,表明在一级市场上IPO定价调整幅度越大,在二级市场上获得的短期收益率相对越低。另外,本文引入法律制度(证券市场监督者行为)这一影响因素,利用行为金融学、法律经济学的理论,阐述分析中国IPO监管法律制度对IPO定价调整及其短期二级市场的影响。本文详细列示了2009年-2016年出台IPO主要监管法律制度及监管措施,针对我国历史上存在的五次重要IPO监管法律制度改革,分析其对IPO定价调整及新股上市后短期的影响,发现IPO政策调整与股票市场短期后市的影响呈负相关性,IPO监管法律制度调整越密集股票市场后期不良影响越高。本文从行为金融学、法律经济学两个基础理论出发,运用理论分析与模型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中国A股IPO定价调整行为对新股上市及短期二级市场的影响,对于拓宽IPO领域学术研究的方法,填补IPO领域研究的空白,分析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的现状,促进IPO合理定价、指导IPO法律制度的改革,建设稳健、有效、市场化的资本市场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