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司法实践中分别从四个方面体现扩张性解释的限度：严格解释的基础、以权利保护为解释目的、以主要程序为解释对象以及以符合正当程序为解释结果。这实质上是分别从解释基础、解释目的、解释对象、解释结果四个方面对扩张性解释作出的限制。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一个案件中对法定行政程序扩张性解释的限度注重点不同,会得出全然不同的结果,这样容易造成相同案件出现不同的判决结果,无益于法律的统一适用。而不论价值取舍、适用场合、具体案件争议焦点的侧重而进行盲目统一并不科学实际：如果侧重于严格解释,认为只有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程序才是法定行政程序,给“非法定行政程序”以充分的发展空间,行政机关从事行政行为依此种程序进行,那么即使重大违法也无法通过司法审查予以纠正,极不利于行政行为的规范,既不符合法定行政程序形式范围上扩张的趋势,也在某种程度上促使行政机关将法定程序束之高阁,通过“红头文件”自行规定程序,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同时当法官在无法可依的情况如下无法作出合理合法的判决,极大地束缚了法官对法律灵活适用的空间；如果只注重以权利保护为限度,只考虑扩张性解释的解释目的,仅在可能影响当事人实体权利的情形下对相关程序性规定作出扩张性解释,那么这样就会导致法院在对规章、规范性文件作司法审查时仅关注其体现实体权利的规定,从而忽视了体现程序价值的规定。诚然,影响到实体权利的程序规定属于关键性程序,对其的违反将直接导致整个行政行为丧失合法性,但同时程序本身所体现的客观、公正、效率等价值也在推动着程序立法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