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到现在，社会阶层分化和隔离已经十分明显，在发展前期潜伏下来的各种矛盾，开始大量浮出水面。而更加不幸的是，当公共事件发生之后，我们发现，如果能够用正确的方式积极引导舆论，这些事件完全可以避免演变为公共性事件，负面影响可以规避，也不会造成如此巨大的社会损失。由于我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以及当下社会阶段的特殊历史时期，特别是稳定压倒一切的国策下，政府对于群体性事件往往是避之不及，一旦事件发生以后，政府的第一反应就是对消息进行封锁，并压制媒体对事件进行报道。在一些事件爆发之初，往往以种种借口封锁消息，不仅为谣言的传播留下了很大的空间，而且导致最佳应对时机的丧失，往往一些能够在很低层面合法快速解决的事情，演变成公共事件，事情没有捂下来，反而将政府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此时政府再想解释什么，改变已经形成的舆论，已经是回天乏术了。既然称为公共事件，“公共”就是此类事件的最大特点，必然是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和媒体报道的热点，所以一旦此类事件发生后，如果拖延报道，片面报道，或者干脆封锁消息封锁消息，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做公共事件的新闻报道有利于人们了解事实真相，减少各种猜测、传言和谣言，为政府掌握话语权，控制事件走向百利无害。在互联网到来之前，政府的掩盖事件的做法往往行之有效，因为媒体由政府掌握，报道的内容也由政府来定。所以事件往往得不到传播，也不会对社会稳定造成影响，事件很快会平息。但是，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这一情况。在进入网络时代以后，政府无所不在权威和控制力被完全颠覆，前期积压的矛盾，突然通过网络喷薄而出，从贵州省瓮安事件开始,群体性事件开始大量出现在政治生活中,是每一个地方政府都需要面对的问题。瓮安事件之后，大量的群体事件都经过网络曝光之后，迅速地得以传播。并会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例如，邓玉娇事件，在经过互联网曝光之后，事件从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迅速转变为一起公共群体性事件，全国人民都通过互联网参与到此事中来，当地政府在群众的压力中，一步步失守，最后百口莫辩。而舆论的压力，甚至左右了法律审判，邓玉娇被无罪释放。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媒体的曝光，一个无背景的女服务员邓玉娇在这起与当地官员的较量中，能否全身而退？纵观国内近几年的引起巨大的反响的公共事件，都是和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杭州胡斌飙车案，一起普通的交通肇事，也让杭州市政府卷入了巨大的舆论风波，政府形象遭受损失。因此，如何面临互联网，尤其现在微博环境下，政府在公共事件发生以后，怎么和媒体沟通，如何利用媒体制造有利于事情顺利解决的舆论氛围，对当下政府维护社会稳定而言，无疑是急需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