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京津城际高铁开通以来,高铁网络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高铁一方面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增强了城市间的互联互通,另一方面也提升了高铁城市的市场可达性,加速了城市间生产要素的流动,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近年来关于高铁开通对于城市发展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同时其对于城市产业集聚和城市创新的带动作用也日益显著。本文通过借鉴藤田昌久（2016）中两经济体的简单的内生增长模型,即在克鲁格曼“中心-外围”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研发部门,并将高铁开通为高铁城市的居民所带来的效用纳入模型中,从而进一步对高铁经济下专业化劳动力集聚影响人员迁移以及城市创新的理论机制进行了推导和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多期倍差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对理论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具体而言,本文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微观专利数据的申请年份及申请人地址分离加总出各城市的分行业专利数据,并与细分行业就业的面板数据相匹配,探讨分析高铁开通影响城市创新的影响机制,并对其进行实证检验。本文进一步利用高铁所引致的市场可达性的变化作为高铁开通的工具变量以克服内生性问题,并且对不同集聚程度下的城市创新进行了机制分析。研究发现:首先,高铁开通显著促进了高铁城市的就业集聚。在高铁经济时代,大规模的快速交通网络建设加速了劳动力在城市间的流动,促进了城市产业集聚。其次,高铁开通显著促进了城市创新,高铁开通为城市吸引了更多的高素质人才,其所带来的人力资本集聚及知识的外溢带动城市创新效率的提升。最后,高铁开通通过促进劳动力向原本具有集聚效应的城市进一步集聚,增强了产业集聚的极化效应。对于原有具备产业集聚效率的城市而言,其行业生产率因集聚而高于弱集聚的城市。开通高铁不仅使高铁城市的便利设施得到改进,而且使得要素的跨城市流动更加便利,劳动力便向着生产率高且生活便利的城市流动。而同质产业的集聚又进一步促进城市专业化的提升,当城市专用性人力资本不断增加,城市内部的人力资本积累和专用性知识的增长将促进城市创新。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高铁城市应该注重提升该城市的生活便利性,加快城市配套设施建设,优化区位条件。（2）高铁城市应找准自身产业定位,着重培养自己的优势产业以提高产业集聚效率,以吸引相关从业人员向本城市集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