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增长转向以创新驱动,这更依赖高等教育提供的高素质、高学历人才的积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至今,逐步由外延扩张式发展转向内涵式发展,高等教育内涵建设、质量提升及区域间协调发展需要大量的经费投入。在我国,地方高校以举办者投入为主,财政为地方公办高校的发展提供保障和支持,也为地方民办高校提供财政补贴。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作为一种重要的财政制度安排,对包括地方高等教育在内的公共服务及民生保障产生重大的影响。本文以财政分权为切入点,研究其对高等教育投入水平的影响。论文首先以财政分权理论为基础,分析得出地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水平总体上受到财政体制和政府行为两大因素的影响,同时鉴于我国典型的政治集权与财政分权的中国式财政分权特征,其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具体地,地方政府在进行高等教育经费供给时,会受到以GDP为主相对绩效考核下的政治晋升激励,以及教育收益外溢等负向机制的影响,同时经济转型下的人才和创新需求,以及政治绩效考核中愈加重要的民生项目,又对其施加了正向机制的影响。本文构建了多维财政分权指标组合,并综合政府竞争、教育收益外溢、高等教育经费竞争等多个因素,采用1997-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建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并进一步分时段、分区域深入分析财政分权对高等教育投入水平的影响情况,得出结论和政策建议。研究发现:1.财政分权显著降低了我国地方高等教育的投入水平,这表明当前阶段财政分权对地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仍由负向影响机制主导,高等教育是具有长期经济增长效应的一类准公共服务,而地方政府官员在以短期经济增长为主要政绩考核指标的晋升激励模式下,会更倾向于投资具有短期经济增长效应的公共品;再者,高等教育具有正外部性,人才的自由流动会加剧人才净流入地区的“搭便车”行为,并降低人才净流出地区政府的投入意愿,增强财政分权对地方高等教育的负向影响效应。2.受经济下行压力及义务教育等其他层次教育经费投入竞争的影响,财政分权对我国地方高等教育投入水平的负向影响程度随时段推移逐渐增大。3.财政分权对高等教育投入水平的影响程度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鉴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的流失,东部地区受到财政分权的负向影响程度最小,再者是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根据研究结论:1.国家应发挥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作用,采用转移支付的方式,进一步健全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机制;2.将高等教育发展引入政府绩效考核,并逐步建立“自下而上”的政绩评价体系,促进地方政府行为模式转型;3.借鉴西方尤其是欧洲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经验,促进高等教育投入主体上移,进一步完善多渠道经费筹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