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美苏对抗的两极格局不复存在，国际冲突形式也由两个体系之间的斗争更多地转向某些国家内部和热点地区的各种冲突，这些冲突往往伴随着尖锐的民族、宗教矛盾，并引发灾难性后果，严重危及地区乃至国际和平与安全，针对此进行的人道主义干预成为冷战后国际政治中一个频繁出现的形象。一方面，联合国主导下的一些人道主义干预行动在维护世界和平、平息地区冲突、减轻缓解人道主义灾难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美国及其西方同盟体系热衷于利用或曲解人权国际规范，借口人道主义干预推行所谓“新干涉主义”，通过干涉甚至破坏一些欠发达国家的主权，以期获得更多的战略利益。“人道主义干预”已成为冷战后国际关系中的重要问题并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论。　　中国在人道主义干预问题上一贯坚持维护主权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和联合国的合法权威，但具体到外交政策上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弹性，从认识到实践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是积极的，既是与当时全球化不断深入、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强的国际形势大背景相适应，又满足中国自身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不断提高的发展需求，也体现了国家领导人在制定外交政策、进行外交决策时更加务实理性和与时俱进。面对人道主义干预的种种问题与挑战，中国首先应保持自身发展与稳定，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国力。同时，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国际社会一个富有重要责任的大国，应具有大国的权利与责任平衡意识，更加积极地参与包括人道主义干预在内的各种国际机制与国际合作，为世界和平与人类发展做出应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