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和道是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双子核,此自其发生之初已因缘根植。今试窥源先秦,原始歌谣韵律板滞、语辞平约,却是人的动态生命的形式表现,蕴蓄人的情感。夏殷祀乐是占卜的产品,其情指向神明,然人之所以卜者,乃因现实的窘困,而希望借某种神秘之力,纾缓内心处的焦虑,故卜辞渗透深重的忧患意识。至《诗经》,随天文学的下移,人文学的奠立,诗歌植根尘俗世界,舒泄最平常的人间世情。而相较三百篇的“温柔敦厚”,屈原骚辞则来得热烈澎湃、惝恍缥缈,将诗情由礼义中解放了出来,把文心还原为温热的、亲切的肌肤血气。此克就创作实践而言,在理论建构上,宏观地看,言情文学观的发展恰历经了一次循环,即由《诗经》歌者的抒情意识,到春秋行人的政治礼义,到孔子与战国儒者的道德善性,再回至屈原的抒情意识。歌者和屈原是诗人,所坚持的自是性情；主政化的行人和主道化的哲人则是积极的入世者,虽强调道德礼义,但正是他们助推了言情文学观的生成。微观地讲,其演化轨辙是,“诗言志”的“志”由春秋时的礼义内涵与孔子的仁德内涵的“善志”,到《性自命出》的性情内涵的“心志”,然后《诗论》将其具体为喜乐哀悲的“情”,屈原正式揭橥言情文学观。更探其微赜,言情文学观的极致,是文的人化而人文合一；载道文学观的极致,也是文的人化而人文合一。孔子的“兴观群怨”乃隐含个性与社会性互动互化的动态逻辑,也是实现人文互化的方式与途辙。若孟子之主性善,以为文学出于心声,故文心如品性般善化；(“文学的人化”)荀子反其道而主性恶,然礼义文理寓于文学,既欲“化性起伪”,则必由乎“人的文学化”之途。墨子重功实,却是从性情原本文学的首揭者；其藉理论和学说改良与增进人生的用意,与荀卿“人的文学化”同一苦心。非惟儒墨为然,道家复如是。庄子以“天乐”为艺术之极宜,而“天乐”者,既是文学的神化之境,且是人道化后所具之自然精神与艺术心性。在庄子,非文学化人,亦非人化文学,乃人文互化而已。故谓,诸子文艺殊途同归,其本宗皆在“人文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