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新闻传播是跨文化传播和国际传播日益交融的产物。相对于后两者比较明确的学科边界以及较长的发展历程，跨文化新闻传播似乎是一个“时髦”的提法。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跨文化新闻传播纳入跨文化传播学，成为其下的一个分支。　　 其实，跨文化新闻传播早已进入我们的视野。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我们已经习惯了来自不同文化的大众传媒所进行的国际传播。与国际传播本身不同的是，跨文化新闻传播所着重强调的是文化多样性以及主权平等基础上新闻传播的自由和新闻传播秩序的平等。它是一种来自不同文化以及不同国家之间并建立在协商、沟通和理解基础上的新闻传播。在跨文化新闻传播的过程中，由于各种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出现相互之间的认知冲突和不同的报道框架。结合钓鱼岛事件中传统媒体的报道所呈现出的认知差别和不同的框架差异及在此基础上对差异的诠释，笔者认为，跨文化新闻传播的理想状态还远未实现。跨文化新闻传播的障碍重重体现出来自不同文化的国家间的交流是异常艰难的。这就意味着，跨文化新闻传播已经到了需要我们进行反思的时候了。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我们所提出的跨文化新闻传播主要是指传统媒体，也即印刷媒体、电子媒体，而并不包括网络媒体等新媒体。那么，在传统媒体时代下异常艰难的跨文化新闻传播在进入新媒介时代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随着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媒介化社会已然形成。在技术与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新闻产品以及其内容的编制和发行早已脱离了通过单一的媒介而运作的局面。媒介融合的进一步加速为传统媒体与新媒介进行联袂，搭建起哈贝马斯式的网络公共空间，形成自由讨论以及更加多元化的舆论平台提供了可能。公民社会中的普通公民不仅能够通过这种网络舆论平台来关注国内所发生的焦点事件，进行自我赋权，也可以利用这种新型舆论平台去了解国际上的跨文化新闻传播事件，并参与其中的讨论。这似乎给跨文化新闻传播带来了一丝曙光和希望。然而，通过分析研究，笔者认为在新媒介的时代，网络民族主义异军突起。网络民族主义虽然能够唤起民族认同感以及对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但由此所引发的狭隘的狂热沙文主义是需要我们警惕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阻碍了跨文化新闻传播的交流。　　 同时，笔者发现，跨文化新闻传播过程中的各个国家在国际热点事件的文化输出上仅存在一个微弱的权力话语的变迁。从各国国际热点事件的报道来看，其主旨仍然在致力于对主流话语的赞颂和吹捧。　　 虽然在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和法制观念的发展，中国开始进入新权威主义时代。其言论虽由之前的“一家之言”向“博采众议”的方向发展，权力话语虽由之前的“官方声音”向“民间舆论”转变，话语权力也在不经意间也由自上而下转变为上下联袂的合意，但可惜，尤其在涉及到政治事件时，我国的党一国意识形态的余热仍然在发挥作用，国家层面的官方话语还是凌驾于公民社会所形成的民间话语之上。所以，我们认为，这种话语变迁和改变以前跨文化新闻传播失衡的趋势依旧微弱。　　 其实，无论是新媒介还是传统媒体对于国际热点事件的报道，其主流路径仍然是——媒体理所当然的要服务于国家政权，并或明或暗地表达国家和执政党的声音。香港学者邱林川用过一个词叫“扩展了的媒介生态系统”，也就是说这两种媒体形态在实际中不是严格相互孤立的，而是相互渗透的。传统媒体的跨文化新闻传播不一定就是悲观的，而新媒体中的跨文化新闻传播也不一定就能带来希望。我们不能重蹈媒介技术决定论的覆辙。媒体只是再现，它背后的那套运作逻辑不会因媒介形态发生根本的变化。日、美双方的媒体在这一点上的表现可以说与中国是基本一致的。媒体作为整个社会有机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必然为整个系统服务。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典型的帕森斯式的结构功能主义。媒体及其主要编辑人员根据既有文化价值观和所受到的系统内部的结构压力后对事件进行报道，从而丧失了其应有的主体性，这也是跨文化传播之所以无奈的地方。　　 然而，面对此种无奈现实，我们并非一筹莫展，并非只能坐以待毙。在完成对钓鱼岛事件中传统媒体的报道议题分析和框架分析、并利用跨文化传播中的面子理论、社会文化因素以及政治传播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对上述议题以及文本分析之所以出现差异的原因进行阐述，并文章在探究了新媒介时代下跨文化新闻传播的利弊之后，笔者从更为具体的实践层面上，总结了关于跨文化新闻传播的可能路径。也就是，在跨文化语境下形成所谓的跨文化新闻传播理念。不仅仅是记者和编辑人员们要实现全球范围内的新闻专业主义，我们自身作为人类不同文化的一份子都有责任去理解跨文化交流的动态性和多样文化的主体间性，从而更好地服务于跨文化新闻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