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城市融合问题对于扩大内需、消除城市新二元结构、挖掘人口质量红利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农民工的城市融合问题是一个备受学术界高度关注的现实问题。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融合具有社会嵌入的特征,即“嵌入”于具体的、当下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之中。本研究亦引入社会结构变量,探讨与社会网络资本相关的、研究中不常见的社会信任的影响和作用。社会信任是一种“积极性预期”,反映了社会关系的质量好坏和社会情绪的正负取向。已有研究证实,社会信任是加强社会团结、推进社会融合的主要因素,社会信任在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社会整合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社会不信任固化抑或扩大,容易导致阶层冲突、社会抗争,增加群际隔离。受户籍制度阻隔、自身流动性增加以及底层认同、弱势群体认同情绪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信任特点及其对城市融合状况的影响理应引起足够重视。然而,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农民工的社会信任及其对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的重大意义尚未引起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本研究认为,无论是作为一种社会习俗的信任,还是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信任,抑或作为一种社会心态的信任,社会信任都将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过程产生重要影响,从而为我们理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和分析工具。本研究在综合分析和归纳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以社会信任为视角,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讨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度及其与社会信任的关系。调查地点选择在上海市,主要面向农民工群体,以问卷调查为主,深度访谈为辅,共收集有效问卷530份,访谈对象31位。在定量数据分析中,主要采用了频数分析、方差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等统计方法。全文共分7章。第一章主要介绍了本论文的研究背景、选题的意义及研究的理论框架；第二章在对城市适应与融合、信任以及社会信任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述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研究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第三章从社会习俗、社会资本、社会心态三方面深入分析社会信任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内在机理；第四章以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使用频数分析、方差分析等方法考察了农民工社会信任的总体状况及内部差异,并在对农民工城市融合状况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对农民工城市融合度进行了定量评价；第五章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定量验证了社会信任变量对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影响作用与方向；第六章利用农民工的访谈资料,对农民工社会信任的建构过程和城市融合特点进行质的分析,揭示农民工如何在其信任逻辑中寻找积极的融合策略；第七章对全文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和探讨,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和研究展望。通过对以上内容的分析,本研究的重要发现在于：第一,在控制了个人和家庭因素后,特殊信任和一般普遍信任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度仍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典型普遍信任的影响不显著；相比于特殊信任,一般普遍信任对农民工城市融合度的影响更为突出；整体而言,社会信任对城市融合度的负功能大于正功能。第二,将城市融合划分为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三个维度后发现,不同社会信任变量作用的大小和方向有所不同。特殊信任、一般普遍信任和典型普遍信任更多的是影响农民工社会心理文化层面的融合,对经济层面融合的影响则具有局限性,仅仅是一般普遍信任对经济融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三,农民工的社会信任在社会行动主体(农民工)在与其他群体互动过程中逐步建构,这种主体性建构过程既是一种促进城市适应与融合的生存策略,也是一种构建社会关系,努力嵌入当地社会结构的行为表现。本研究的特色和贡献主要在于：其一,在测量社会信任时不是简单的采用信任指标,而是在理解社会信任的内涵的基础上,将社会信任放在一定的社会交往情境中去考察,从而有助于提高社会信任的解释力度。其二,定量验证了社会信任变量对农民工城市融合度的影响,同时还验证了社会信任变量对于城市融合各维度的影响作用与方向。目前还鲜有研究从定量角度来实证考察社会信任对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影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