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8年底,中国与加拿大已经开展了四轮自贸协定谈判的探索性讨论,随时有可能开启自贸协定正式关税谈判,与此同时,全球价值链的形成正在重塑关税和其他边界壁垒的后果,双边关税的最终制定应在全球价值链的角度下重新考虑。在传统贸易看来,设定比较高的关税可以保护本国企业,可是全球价值链的产生使得最终的商品越来越多地由国外和国内的输入结合在一起,通过供应网络穿越国境和公司的传统边界,一国的产品被他国利用,而本国也在利用他国的产品,制定较高关税可能适得其反。关税的制定不仅要考虑到其保护国内市场的作用,也要考虑到其影响了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利益,过高或者过低的关税都不是最优的,不加以区分的关税也不是合理的。本文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进行分析,首先构建了一国政府目标函数,通过理论推导发现一国主要通过要素收入以及政治影响两个途径以附加值的形式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之后为了使得目标函数最大化,对双边关税求导后可以发现,国内外附加值与双边关税为负向相关关系。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结果,本文利用中国与加拿大的双边关税以及世界投入产出表所计算出的中加两国价值链程度,选取2000至2009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并使用Tobit回归和工具变量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得出结论:在其他条件控制不变的情况下,两国双边价值链附加程度越高,双边关税设定越低。因此,随着中加两国交互程度越来越高,双边关税应是一个下行趋势,并且对于两国交互程度更高的产品,应设定较低的关税,对于交互程度低的产品可以设定相对高的关税。同时,本文分行业对附加值和关税进行了分析,发现价值链程度对关税都存在负向的影响,其中双边价值链程度越高的产品,其关税受到附加值的负向影响越大,政府更应对这类产品制定低关税,如纺织品和皮革、机械和设备、运输设备等。而双边价值链程度较低的行业,其关税受到附加值的影响并不大,包括制造和回收业等,政府应对这类产品征收较高的关税来扩大税收收入,在不大幅缩小附加值带来的要素收入和政治影响的同时增大政府收入。除此之外,本文还就双方贸易的重要性与行业集中度对双边关税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贸易双方重要性越强,会制定更低的关税来保持贸易量。同时,赫芬达尔指数越高的行业,其联合游说政府的成本越低,更能说服政府降低双边关税以保持其出口量及市场容量。因此,在制定最优的双边关税时不仅要考虑两国的价值链交互程度,也需要将各行业的特征纳入考虑之中,更加全面的制定双边的关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