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由化石能源大量消耗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逐年上升,由此导致的温室效应愈发明显,世界各地气候灾害的发生日益频繁。贸易与碳排放很早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各国也认识到碳减排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落实到具体减排政策上,各国分歧较大,国际碳减排协议迟迟不能达成,严重阻碍了全球减排目标的实现。因此,研究气候政策、贸易与碳排放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分析国家间气候政策差异、贸易对碳排放的影响,期望给全球特别是我国的碳减排提供政策依据。我国正处于双重转型时期,在内不仅面临经济增长放缓问题,对外更是受到国际社会呼吁减排的较大压力,本文的研究将为我国的贸易发展转型以及减排政策的实施提供思路。本文在回顾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世界的气候政策状况、产品内贸易和碳排放状况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进而构建一个包含多个国家、三个部门(分别生产可贸易的中间品、复合中间品和不可贸易的最终消费品)的理论模型,分析气候政策、贸易对碳排放的影响。在跨界污染情形下,一个国家的气候政策不仅影响本国的碳排放,还会通过产品内贸易引致的垂直联系和一系列外部效应对全球碳排放产生影响。而国家之间气候政策的协调与否也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均衡状况,从而对均衡的气候政策水平和碳排放产生影响。进一步使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对此进行了检验,数值模拟的结果显示,尽管垂直联系效应并没有超过搭便车效应(跨界污染外部性和溢出外部性),但垂直联系放大了气候政策带来的生产率损失,从而减少了全球碳排放。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使用跨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气候政策、产品内贸易对碳排放转移的影响。我国进出口造成的碳排放转移的测算结果表明,我国出口造成的碳排放转移远大于进口造成的碳排放转移,并且部分行业出口造成的碳排放转移占比较高。两极分解法的结果表明,产品内贸易结构效应和产品内贸易结构效应对出口碳排放转移的增加的贡献逐渐增加,并有成为主导因素的趋势。在扩展传统的引力模型的基础上,使用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计量分析的结果表明本国的气候政策强度增加明显降低了出口碳排放转移和碳排放转移强度,而贸易伙伴国的气候政策加强则提高了我国的出口碳排放转移。当把样本数据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组后,回归结果则出现了差异,表现在我国与发达国家的产品内贸易减少了我国的出口碳排放转移,同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则增加了我国的出口碳排放转移,原因在于我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层次不同。为了更细致地分析气候政策、贸易对碳排放的影响,以《京都议定书》为例,使用国家对的贸易流数据,检验各国气候政策的差异是否会导致碳泄漏。回归结果表明,当只有出口国签订《京都议定书》或只有进口国签署《京都议定书》时,双边贸易的进口隐含碳将提高约8%,其中约3%是技术效应造成的,剩余的是规模效应造成的,即存在明显的碳泄漏现象。最后,总结全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指出我国需要鼓励增加出口产品技术含量,提高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并进一步推动建设全国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提高我国清洁能源技术、工业生产技艺,优化我国行业和企业在地区间的分布。另一方面各国在碳减排政策方面需要加强协调,制定并有效实施协同一致的全球减排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