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晋西北根据地的中心任务是领导各阶层人民进行持久抗战以赢得民族独立,就这使得抗战负担问题非常关键。晋西北根据地地理位置特殊,位于陕甘宁根据地东侧,俯瞰同蒲铁路和太原、大同等大城市,属连接延安与整个敌后的交通枢纽,被视为陕甘宁边区的门户与屏障,战略地位非常显著。但其社会经济环境恶劣,民贫土瘠,持久又残酷的战争使得本已窘困的农民收入减少而负担增重,生活雪上加霜,处境如履薄冰。晋西北农民为抗战做出的巨大贡献保障了战时供给,壮大了抗日力量,削弱了封建势力,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本文利用大量的档案资料、志书以及报刊,借鉴计量、图表、统计等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采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以历年公粮负担为主线,结合田赋、村摊款、战勤等方面的正式负担与临时性支出来深入分析农民战时负担状况。文章通过对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四个阶层的比较,与太岳、太行根据地农民负担的比较,以及与敌占区、国统区、“两面性”村庄的对比来凸现晋西北根据地1937—1945年农民负担情况及特点,深入了解当时的农民生活及农村社会,透视战争背景下的农民负担发展脉络,为今天依然贫困的晋西北提供历史素材。文章把战时晋西北根据地的农民负担分为三个时期来分别进行研究,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晋西北地区自然地理及社会经济概况”,文中对晋西北地区的自然地理、农业经济、社会文化的概况作了介绍。第二部分是“1937年7月—1940年9月的农民负担”,分为“1937年7月—1940年1月”和“1940年1月—1940年9月”两个时期来进行论述。第1时期主要依据“合理负担”来进行摊派,农民阶级的负担在整体上比战前明显加重,各地抗战负担主要落在地主、富农身上,贫农负担比例比战前相对降低,各地、各阶层负担呈现出不平衡性和随意性,负担征收处于混乱状态。第2时期农民负担主要是“四大动员”负担、田赋和村摊款。虽有公粮征收条例,但未执行,把负担主要集中于少数富人,影响其抗战热情与生产的积极性,1940年以后地主经济下滑明朗化。总的来说处于新政权建立初的摸索时期。第三部分是“1940年10月—1943年9月的农民负担”,指出1941、1942年的农民负担在抗战中虽然最为沉重,但还没有敌占区、国统区、“两面性”地区重。经过中共卓有成效的发展,根据地在1943年得到巩固,这一年的农民负担比前两年有所减轻。第四部分是“1943年10月—1945年8月的农民负担”,分为“1944年的统一公粮负担”与“1945年的统一公粮负担”2个时期。第1时期分析了统一救国公粮政策并就典型材料进行了研究,指出这是农民总体负担相对较轻的一年,负担主要集中于地主阶层。第2时期由于抗战转入反攻阶段,农民负担又有所增重。研究表明晋西北根据地农民负担呈现出以下特点:浓重的战时色彩,负担支出的临时性和征收的政治动员性;地区和阶层之间的不平衡性与不公平性;超负性;征收目的的“均势化”;征收政策制定上存在不足。通过研究,得出下列重要认识:负担政策与实践呈现出差异与矛盾,要结合两方面去看战时农民负担;要重视不能量化的农民精神负担;要对已有的统计数字作理性的分析,不要让一些中共宣传性的结论导致视觉上的偏差;村摊款的支出有时占很大比例;注意负担主体的多样性、多层次性;民族战争与中共革命是负担的两大主导因素;农民生活的改善并不等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