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是西方土壤中长出的东西，本文将现代性定位为自觉意识的彰显，以及个体选择能力的增长。在现代性的西方发生阶段，其内含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两面向是同一的，而在西方的发展逻辑下，工具理性逐步占据主导地位，而黯淡了价值理性的底色。于是，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现代性，在向世界扩张的过程中，越来越把“他者”的生活经验和知识形式纳入到本身的框架之中。由此，现代性获取意义的方式经过了这样一种改变，即由其本身的价值理性来提供，而转变为在与他者的对立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来获得。而本文则以20世纪萨满教所经历的由“迷信”到“民族文化”的身份之变为例，展示出现代性与他者关系的不同方式，并以此获得现代性自身的合法性地位。在萨满教的“迷信”阶段，现代性通过建构对立他者，并冠以“迷信”话语而获取自身存在的意义。而对化身为“民族文化”的萨满教来说，则是现代性以自己的存在逻辑对萨满教进行重构，使其呈现为一种“新发明”的传统。从“建构”到“重构”，展示了现代性与他者关系的两种不同形式。而萨满教身份之变，所展示的现代性对他者的从“建构”到“重构”的转变过程又是如何发生的呢？其间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一是新的世界格局下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从战争模式而转向经济文化霸权的争夺。由此，世界的关注点转向“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以及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问题。二是新的民族国家构建民族身份认同的需要。中国民族国家建立在与过去彻底决裂的基础之上，并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石，而如何在意识形态同一性基础上建构出多元性文化，以此表达多民族文化和谐共存的国家诉求，是新时代背景下中国面临的任务。那么以国家为主导的保护“民族文化”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新国家的政治合法性。三是非物质文化保护运动的开展，为“民族文化”保护运动提供了一个恰当的入口。意欲保护文化多样性，而在全世界层面开展的非物质文化保护运动，以一种制度化的形式将多样文化形式统和起来，并以现代力量对其保护和渗透。由此，在以上世界格局、国家政治和制度设置三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诸如萨满教等不符合现代性要求的文化形式，获得了在“民族文化”名下继续生存的空间。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受到现代性“重构”的萨满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种“新发明”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