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行健戏剧里，有一种“封闭空间——个体——逃亡——自由”模式。　　所谓封闭空间是，剧中人物被置于一个限制了他们的思想与行动自由的空间。这空间可以是室内的也可以是室外的。当空间被设置于室内时，这室内的物质构成（如房间、车厢、仓库等），就成了一个封闭性的环境;这个环境姑且称为“封闭性的封闭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室内场景常常就是一个隐喻，经常是作为“地狱”或“牢房”的象征。在高行健戏剧里，设置了“封闭性的封闭空间”代表性剧目有《绝对信号》、《生死界》、《对话与反诘》《冥城》、《逃亡》、《叩问死亡》等。　　而那些安排在室外场景的高行健戏剧，表面上是一个开放性空间，但实际上也出现了压迫性的封闭性空间;至少是出现了局部性的封闭性空间场景;姑且称之为“开放性的封闭性空间”。在这个“开放性的封闭性空间”里，有一种难以抗拒的压力，它限制了剧中人的思想，或通过内化或集体压力迫使个人接受封闭空间予人的命运安排。在高行健戏剧里设置了“开放性的封闭空间”代表性剧目有《车站》、《彼岸》、《八月雪》、《夜游神》等。　　不管是“封闭性的封闭空间”还是“开放性的封闭空间”，它更主要是一种心理性的封闭而非物理性的封闭状态;封闭成因是由于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而形成的孤岛状态。　　高行健戏剧中的物理性空间（封闭或菲封闭）本身就是一个隐喻的象征物例如地狱、牢房、孤岛等。　　将戏剧环境放置在“封闭空间”还是“开放空间”，是剧作家不同的艺术构思和艺术趣味所导致的选择。戏剧环境的“封闭空间”和“开放空间”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艺术上的高下之分。只不过在“封闭空间”中，人与人的距离缩短了，人与人的“碰撞”的机会增加，各种人物之间的关系更有可能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人性阴暗面与阴暗面或阴暗面与光明面的交锋在逼仄的环境中更有可能在冲突中发生“连锁反应”。　　在高行健戏剧中，“个人”“封闭空间”“逃亡”与“自由”的构成关系是:“个人”的存在必然与集体或他人对抗，但对抗的方式并非挑战集体或他人;而是反其道而行，转身“逃亡”。而逃亡就是突破、走出封闭空间或从一空间向另一空间移动的过程，逃亡的目的是为了取得个人的完全的“自由”。虽然走出封闭空间未必一定获得“自由”——很多时候是进入另一个封闭空间。但起码出走的动机是明确的——为了自由。　　高行健剧作中的这种困于封闭空间里的个人、个人与他人或集体对立的模式，以及个人逃避集体追求自由的行动，向人们展示了一种“他人”压迫“自我”或“众人”压迫“个人”的世界。而个人的选择是，要嘛在强大的集体压迫下泯灭自我，混同众人;要嘛抗拒众人，离群出走，奔向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