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南方独特的历史记忆孕育了二十世纪繁荣一时的美国南方文艺复兴运动。南方作家作为南方历史进程中的参与者，既是南方集体记忆刻意而主动的消费者，也是南方历史创伤记忆的代言人。本文以南方文学经典作家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罗伯特·佩恩·沃伦(Robert Penn Warren)、艾伦·泰特(Allen Tate)为研究对象，探讨其作品对于南方创伤记忆的再现和重建，研究创伤人物的典型特征，以及创伤见证、创伤代际传递的叙事表现。创伤作为小说的主题和情节，在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的层面上，构筑了南方对于历史的反思和阐释;而创伤作为小说的形式要素，在人物的心理和叙事层面上，塑造了创伤人物心理的延宕、重复、解离、潜伏期等特征。因此，从内容和形式出发，笔者将这段时期的小说定义为南方创伤小说。南方创伤小说展示了历史性创伤和个人结构创伤对社会和传统秩序的破坏，创伤事件对自我造成的伤害，以及个人和集体之间联系的破裂。南方作家们运用闪回、心理时间、意识流等叙事方法，再现了内战和重建带给南方人的创伤记忆，南方地域上历史时间的断裂，自我的解离，代际之间创伤的传递和对话，创伤人物不可言喻的创伤经验和自我的重新塑造过程。　　寻找自我必须回溯历史。从1929年到1946年，内战和重建所造成的“历史性创伤”以代际传递的方式，逐层介入南方集体记忆，形成个人、家庭、文化记忆框架。福克纳等南方作家集体通过个人创伤、家庭创伤和文化创伤的重复和历史回顾，实现了南方历史的重建，并勾勒出一系列有代表性的创伤人物。他们个人的创伤常常和更为广阔的社会因素，文化记忆和意识形态相连。叙事虽然涉及个人遭遇或家庭悲剧，但其潜文本却暗示该创伤人物代表南方“每个人”的形象。南方创伤小说深化了在历史语境下南方作家对个人与社会，创伤和现实的思考，是南方文艺复兴小说创作成熟期的标志。　　本文选取1929-1946年具有代表性的南方创伤小说，《喧哗与骚动》、《天使，望故乡:被埋葬的生活的故事》、《押沙龙，押沙龙！》、《父亲们》和《国王的人马》为文本细读对象。在这段期间，这些作品既在表现内容上有连续性，在叙事手段上也相互的呼应，展现了南方作家集体创作思想的发展轨迹;作品也因此具有阶段性的特征，从文学对于社会创伤的修复作用来看，分别代表了创伤的重复期、阐释期和重建期的过程。本文将既着重于文本表现内容的细读，从微观上做到评析的细化;也力图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宏观地把握作家们的集体书写过程。　　围绕着对南方创伤小说的介绍和研究，本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七个章节，分别介绍创伤理论视角，南方创伤语境和创伤小说的形成，以及对于创伤小说的分析。绪论提供了南方文学和福克纳等作家的国内外研究综述，界定了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思路，以及研究意义。由于创伤理论作为记忆研究的分支，在近二十年的讨论中研究侧重点不同，为了方便讨论，笔者在第一章内对创伤理论进行了梳理。主要讨论了延宕、重复、潜伏期等创伤心理机制和历史性，集体记忆、文化记忆和创伤记忆的异同;创伤见证、代际传递和创伤文化，力图为南方创伤小说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了南方独特的历史和社会语境对创作的影响。南方创伤小说产生在南方社会新旧交替的时代，从社会传承的角度看，既是对过去的反思，又是对“老南方”话语的解构。作为一种南方社会成员共享的情感的结构框架，“老南方”的形象曾经起到了安抚社会心理创伤的治疗作用。但随着新南方经济政策的失败和文化的衰落，老南方的话语逐渐失去了社会效应，南方社会面临着记忆的危机。南方知识分子从逃逸者到重农主义者的转变，以社会话语的角度，见证了南方历史记忆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受到的冲击，为南方记忆再现提供了新的模式。南方创伤小说的创作为南方创伤记忆的社会历史传承提供了实例，其中对历史创伤的记忆的理解，对创伤重复、潜伏期和延宕的解读，对于创伤人物叙事困境的阐释等等，都成为南方历史文学再现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南方创伤小说概念的提出，为界定南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创作提供了研究思路。接下来的第三章至第七章，笔者分别对具有代表意义的创伤小说进行了文本细读和分析。讨论的顺序按照小说发表的时间先后次序，同时，也是遵循创伤小说出现，发展并成熟的时间过程。第三章主要讨论1929年沃尔夫发表的《天使，望故乡:被埋葬的生活的故事》。沃尔夫的这部作品堪称记忆的宏伟巨著，不仅描写了尤金·甘德的成长历程，也真实地再现了阿尔泰蒙小镇的历史变化;刻画了在家庭创伤和社会创伤的交织下，南方孩子的身体和心理创伤记忆。虽然这部小说没有其他几部作品那么深重的历史意识，但却成为时间长河里南方创伤的一个隐喻:尤金·甘德等受伤的孩子的形象，成为南方自我成长历程中挥不去的“失落”和“寻找”的象征意象。和《天使，望故乡》相似，同年发表的《喧哗与骚动》也是一曲家族荣誉失落的挽歌。第四章主要研究《喧哗与骚动》之中历史性创伤和结构性创伤对于康普生家族孩子的影响。班吉遭遇的“改名”、阉割等创伤事件虽然是个人的，但其深层结构来源于南方传统和家族荣誉对于这个白痴儿的拒绝;这种传统同样也规约和束缚其他的孩子，凯蒂的身体成为传统的记忆之场，与其说康普生兄弟试图保护她脆弱的贞操，不如说他们期冀静止时间的变化。当种种努力一再失败后，昆丁选择自杀来终止了个人的历史。康普生家族中创伤的一再重复，说明了过去对于现在的困扰，创伤并没有结束，或者说，南方的现在仍然处于创伤之中。　　沃尔夫和福克纳的两部小说，揭开了南方文艺复兴的序幕，也开启了南方创伤的反思和阐释阶段。1936福克纳发表的《押沙龙，押沙龙！》再现了创伤记忆在南方家庭中的代际传递，塑造了南方史诗般的创伤叙事。从内战和重建的见证者罗沙小姐，到第二代康普生先生，再到第三代昆丁，创伤记忆通过口口相传的叙述方式，对昆丁等提出了“你永远不要忘记”的南方记忆指令，小说也再现了昆丁等对于南方创伤之源的阐释和理解。1938年泰特发表的《父亲们》，更是从见证者的角度出发，追溯了南方历史创伤和结构创伤的形成。兰西的生父巴肯少校属于老南方贵族，而他的精神之父珀西则是孤独的现代人形象。兰西在两位父亲之间的徘徊和选择，透露出南方作家面对历史的两难境地。第五章主要研究重点在于《押沙龙，押沙龙！》之中创伤记忆的代际传递，创伤的历史重复;而第六章从创伤心理的延宕出发，讨论《父亲们》中兰西叙述的困境。这两部小说标志着南方创伤小说进入了阐释期，南方作家试图解释创伤的产生和重复的原因，以便修正过去的错误。　　南方创伤小说在40年代进入了成熟期。其中，1946年罗伯特·佩恩·沃伦发表的《国王的人马》堪称其中的代表之作。大萧条时代的南方记忆的变奏继续加深了现实和过去之间的差异。杰克·伯登对于历史的追溯，使过去的创伤返回，给周围的人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他也由此陷入了“大睡眠”、“大抽搐”等创伤性的解离和麻木状态中。伯登从上一辈凯斯·马斯敦的故事中，找到了创伤的历史来源和赎罪的方式，并决心走进历史，担负起历史的责任。第七章的研究重点是《国王的人马》中的创伤潜伏期和创伤的历史意义。这部小说标志着南方创伤小说对于历史的重新解读，证明现实已经和过去拉开了距离。南方作家终于可以从一个安全的角度，完成创伤的叙事。　　最后，在对以上几部南方经典小说讨论的基础上，结语部分归纳总结了创伤小说中创伤的人物塑造，创伤小说的叙事特征，以及创伤小说对于历史重建，修复创伤的社会作用。总的说来，南方创伤小说再现了南方创伤记忆传承的三个阶段:重复期、阐释期和重建期。创伤重复对幸存者造成极大的困扰，使其个人生活和家庭都遭遇过去悲剧的复制;创伤幸存者的第二代继承了创伤记忆，意识到他们的自我受到集体创伤记忆的塑造，因此试图阐释创伤的原因，但创伤心理的延宕和潜伏期却使得阐释充满了歧义和模糊，造成了叙述的困境;创伤重建期是指创伤记忆经历了代际传递，在回忆和忘却的记忆危机中，南方第三代人如何解读过去和现在的关系，以及艰难地重新塑造自我。南方创伤小说的创作为南方创伤记忆的社会历史传承提供了实例，完成了南方历史的文学再现。笔者希望通过对南方创伤小说的分析、比较和综合，在南方历史的律动中追溯南方作家的文化诉求，甄别在统一、权威的历史记忆与个人的、片断的、零散的、重复的创伤记忆之间冲突与融合的关系，以建构较为整体化的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