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城镇和村落曾被视为落后的象征,是现代社会城镇发展的阻碍。然而,在国际文化遗产话语的影响下,人们开始把这些传统历史景观视为本土文化资本,大力发展旅游产业,以期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一些濒临拆除的传统居住区、村落由于国际文化遗产话语的影响得以幸存,并且以旅游开发的形式取得了文化遗产保护和当地社区发展的双赢。然而,仍有许多传统街区和村落在城镇化进程中面临被拆除的危险。这其中有两大原因：第一,在遗产物质原真性标准衡量下,这些传统居住区有形的建筑等物质遗产并不完整；或者物质遗产经过重修和整改,不符合物质原真性。第二,遗产缺乏纪念碑式建筑或者宏大叙事,比如在以居住为主要功能的传统街区和村落,大多民居是普通民居,不具有标志性。因此,其存在价值很难界定,是否应该予以保留往往会引发许多争议。这其中最根本原因还是人们缺乏对于文化遗产的无形文化意义的认识,导致人们只关注有形的物质遗产,而不注重非物质的文化意义的保护和利用；而且,由于缺乏对于本土文化历史传统的认识和研究,在西方文化遗产话语的影响下,人们很难看到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化遗产以什么方式表现和存在,也很难认识和理解中国本土的文化遗产的意义和价值。本文以浙江省衢州市水亭门街区为研究对象。衢州市于1994年被列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拥有1800多年的悠久历史。水亭门街区作为一处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普通居住区,如今作为文化遗产被保护下来也是经过一番争议。最重要的争论点就在于,人们看不到这个街区作为传统居住社区其价值究竟在哪里。从物质原真性的角度来看,这个街区保存至今的大都是明清和民国时期的建筑,历史并不悠久,且都经过重修；还有一些已经完全消失,只有遗址和口头记忆；同时,街区内缺乏标志性遗产,比如可以作为衢州代表性建筑的天王塔,据史料记载为梁天鉴年间所造,比杭州雷峰塔的历史要悠久,只有遗址存在；街区内建筑大都是普通民居,并非名人故居之类。即使现在水亭门街区己在进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修复,质疑其作为文化遗产的声音仍然存在。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人们只注重物质,而看不到背后的无形的文化意义。这也是许多中国传统街区和村落面临生存危机的重要原因,他们无法被纳入西方文化遗产话语框架,而基于中国本土历史文化传统的文化话语也并没有完全建立。就水亭门作为一个普通的传统居住社区来说,这个社区的文化遗产以什么方式存在,如何去理解社区文化,她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是目前来说最大的挑战。基于以上背景,本文以当下已成为历史遗产景观的水亭门街区为研究对象,试图探索水亭门的社区文化从过去到现在的变迁,阐释在有形的城市历史景观背后的社区文化,以期为当下水亭门街区遗产保护、利用和治理提供启示。具体来说,本研究主要探讨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在水亭门街区成为文化遗产地之前,其作为居住社区是什么样子的,什么样的居住社区演变为今天的文化遗产地?或者说,水亭门街区作为居住社区如何沉淀成为今天的遗产地?第二,水亭门街区作为遗产地,其核心价值体现在无形的文化意义,即社区文化。那么如何理解社区文化?社区文化是什么?针对以上提出的研究问题,本论文有六个主要章节,加上导论和结语,一共有八章。第一章导论介绍了选择水亭门街区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以及水亭门街区的整体情况。同时,重点介绍了福柯后期研究关注的“治理性(governmentality)"以及引申出的“治理(governance)"这两个关键词,指出其与社区文化之间的关系。社区文化的产生离不开生活其中的自我与他者之间,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本文运用这两个关键词,研究人们如何彼此联结,即自我和他者,个体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何在水亭门这一地方构建庞大而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即社区文化。福柯在其后期研究中认为权力关系并非是一种国家对于个体的控制和压迫,而作为一种中性的方式把社会的人们联结在一起。因此,国家政府、由个体组成的各种组织以及个体共同构成了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网络,维持着整个社会的运行。因此,福柯提出了governmentality一词,即如何认识和处理与自身(the self)、他者(the other)的关系,也就是如果进行自我治理(self-government)和治理他者。接着,该章提出了本研究的研究目标、研究问题和研究意义。最后,对于整个论文的框架进行了简要介绍。第二章对西方社区的研究和中国传统社区的研究进行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以此构建整个研究的理论框架。首先本章对于西方社区研究中有关社区内涵和意义的文献进行梳理。西方社区研究的兴起,是由于现代工业和城市化的发展,人们逐渐从熟人的关系网络构成的乡村,逐步集中到大城市,熟人社区逐渐解体,现代社会(society)逐渐形成,人与人之间关系逐渐冷漠,因此早期的社区研究具有一种怀旧(nostalgia)情结,是对熟人社会的依恋,以及如何在现代社会中能够构建人与人之间温情脉脉的联系的诉求。西方的社区理论主要集中在什么是社区,或社区由什么构成这一点,认为社区的内涵包括两方面：一方面要有一定的地理范围；一方面关注社区内的人际关系和网络。这两方面并非缺一不可,而是社区内的人际关系和网络能够超越地理区域的限制,不依靠后者也能够形成精神上的社区。接着,本章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关于社区的理解进行梳理。社区在中国传统经典《论语》中被理解为“仁里”,这是一种从文化角度的理解；而在之后的帝国朝代中,从国家政治治理的角度在行政区域上对于社区进行划分,关注的是地理范围或者具体有多少家户构成,以“乡里”、“里社”等不同名称存在,这是一种传统中国行政治理对于社区的划分。本文更关注的是从传统文化意义上来理解传统的居住社区,即“仁里”,着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何种方式能够把居住在同一社区的人们联结在一起(hold together)。儒家思想认为“仁”作为一种道德可以把人们联结在一起,构成“仁里”或“里善”,再加上“礼”的道德约束,仁里中人们互相关心、帮助和扶持。个体通过礼来建立与自身和他者(包括家人、邻里、同僚等)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对于治理者来说(包括家长、官员、文人以及皇帝等)即通过实现对自身的治理(self-government)或者修身(self-cultivation)进而对他人和整个国家进行治理,即《礼记》中所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递进关系。这种修身或者说自我治理一方面是自我修养和处理与他者关系的需要；从哲学上的治理角度来说,也成为国家治理个体的一种手段,也就是通过教化来对人们进行道德约束,进而有助于仁里文化的形成。传统的以礼治为主要治理手段的社区,用海德格尔的话说,人们是一种“诗意的栖居(dwell poetically),也就是说,人们日常居住生活的同时,在精神上有一种对于道德的追求和实践。用福柯的话来说,这种处理好与自身和他者的关系的实践,也是一种生活哲学,每一个人都是哲学的实践者(philosophical governor)。可见,东西方对于社区文化的理解,有差异,但是有共同的诉求,本文更着重于寻求东西方文化对于社区理解的共同点,求同存异,以期达到文化之间的沟通和理解的目的。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上的“仁里”与帝国国家的政治治理实际上是盘根错节交织在一起,甚至是一种胶着状态。在传统的水亭门居住社区,曾经存在的宗族祠堂、牌坊、古墓以及一些祭祀活动等等体现了帝国国家(imperial state)对于人们的教化,也是个体进行自我修身的手段,构成了中国传统居住社区中独特的仁里文化。到了民国时期,由于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兴起,传统的仁里文化与现代国家构建同时并存,也形成了水亭门作为居住社区独特的社会网络关系。解放以后,宗族、会馆等非政府组织以及保甲制度逐渐被政府取缔,居委会取代保甲制度成为唯一的人民自治组织。传统的居住社区强调“仁”和“礼”的仁里文化逐渐解体,代之以新的现代国家体系的社区文化。最后,本章对于社区景观和遗产研究做了相关文献梳理,指出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呈现一种动态的不断完善的过程,从最初保护单一的、有形的、标志性的物质遗产逐渐转变到保护整体的、负载于有形物质遗产之上的无形文化意义,以及整个城市历史景观(historic urban landscape)和社区精神(spirit of the community)的保护。因此,本文对水亭门作为遗产的研究正是符合了国际文化遗产研究的大趋势和背景。第三章主要介绍研究方法。本研究主要运用三种研究方法,第一是历史学文本分析与人类学民族志田野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此种研究方法特别适合中国这种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研究对象,麦克法兰的社区研究方法注重跨学科研究,历史文献和民族志田野调查相结合,这与中国的孔子、司马迁注重历史文本和民族志采访的“文献互征”方法不谋而合。本人研究水亭门街区也是由于一些实际研究经历所牵引。首先是本人导师应衢州市文化局邀请,在水亭门历史文化古街区进行文化遗产研究项目。本人作为研究团队的一员,和其他同学老师一起,在水亭门街区前后多次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同当地居民、官员、学者等进行广泛交流,采集到大量的照片、录音、视频、政府文件、历史档案等资料。同时,衢州地方历史悠久,因此可供考证的历史文献、古籍、地方志、家谱、私人笔记等也较为充足,这些为本研究提供了宝贵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因此本章中也介绍了作者的田野调查经历。第二,阐释研究方法,尤其是景观阐释,也是本文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本文运用阐释学研究方法,阐释和理解水亭门作为居住社区从过去到现在留下的景观遗产遗存背后的社区文化,探索这些社区文化对于当下的启示和价值。如今水亭门社区作为遗产地,其遗产景观是由历史上家族、同乡组织、保甲和居委会所构成的不同社区的历史遗存组成。在这些不同的社区中自我与他者,个体与国家的关系怎样,即社区文化是什么?当今的水亭门社区作为历史景观如何去理解?因此就要用到景观阐释这一研究方法。同时,本文采用谱系学研究方法,对于个人回忆、经历细节的展现和分析去解构(decenter)在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不同形式的社区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国家的关系,从历时的角度透过这个当下的遗产地,阐释过去的水亭门各种社区的文化内涵。本文研究的核心章节在第四、第五、第六和第七章节呈现。第四章展现水亭门街区作为文化遗产地的历史景观。水亭门街区作为传统居住社区,其形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各有变化,所以本章要阐释的就是这个社区从过去到现在的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据有可靠文字的历史记载,从汉朝开始衢州就有移民。随着衢州的地理位置和军事地位逐渐为中央朝廷重视,有不少文武官员被派遣到这里,并在卸任之后选择居住此地,这也是衢州移民的一大重要来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朝南迁,大批官员随着皇帝南下,最后在衢州落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南宗孔氏一族。这些移民在衢州居住数十代,在此建立以世系为纽带的宗族。到了明朝中后期,由于衢州所处浙江、江西、江苏、安徽、福建往来要塞,越来越多的移民到此地做生意,并落户生根。这些移民不像早期的移民那样修宗祠,而是建立了依靠地缘关系的同乡组织。同乡组织成为这些商业移民重要的联结方式。随着商业活动愈加频繁,这些商业移民又自发组成了以行业为纽带的行业公会。到了民国中后期,地方政府把各种“人民团体”,包括同乡组织,各种行业公会,职业工会等等组织起来；并实行保甲制度,赋予其现代“民主”的精神,打破依靠血缘世系、地缘和业缘的限制,对地方社会进行治理。建国以后,宗族和包括同乡组织在内的各种人民团体逐渐被取缔,保甲制度也被居委会所取代。居委会成为政府治理地方社会的唯一的自治组织,并一直延续到现在。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人为地把水亭门街区从过去到现在的社区形态主要划分为早期移民和宗族、商业移民家族和同乡组织、保甲制度和居委会三种社区形式。这三种形式在时间出现上有先后,但是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可以同时并存,只是在不同的时期由于当时的情况需要而各有侧重。比如在民国时期,衢州地方社区的治理更依赖于保甲制度和包括同乡组织在内的各种人民团体,宗族虽然仍然存在,但是其作用和受地方政府重视的程度远不如其在清朝康熙乾隆时期；作为宗族制度成为帝国朝廷控制地方社会的重要手段,也只是在明清时期比较突出；保甲制度作为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地方的重要手段,也是在北宋王安石时期才明确提出,之后有所发展,而在民国早期,保甲制度实际上是已经不存在了,只是在民国中后期才重新复苏。在水亭门社区作为遗产地的这些历史遗存(historic remains),包括宗族祠堂(包括遗址)、牌坊(遗址)、古墓、民居、会馆照壁(包括会馆遗址)等等,是不同历史时期水亭门内不同形式的社区(包括作为整个衢州古城景观面貌的一部分、宗族、商业移民家族和同乡组织、保甲制度和居委会)遗留下的文化碎片(fragments)沉积。现在水亭门成为遗产景观被保护下来,也只是水亭门社区的演变的过程在现在的一个存在状态。从第五章到第七章,就要透过第四章所展示的有形遗产景观,从“治理”这一关键词入手,探索和阐释不同形态下的水亭门作为居民社区的社区文化,理解遗产的无形文化价值意义,以期对于文化遗产的认识、利用和管理等方面提供启示。第五章主要研究宗族空间中的礼治,即在儒家礼的治理体系下宗族与国家,个人与国家,个体与他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宗族作为社区的文化意义。从己经掌握的地方志以及宗谱来看,宗族是帝国时期的中国(imperial China)水亭门的人们联结彼此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在清朝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统治时期,宗族被朝廷看作是治理地方社会的重要手段,是对老百姓思想上进行教化的有效途径。本章首先研究了宗族是政治统治上帝国国家治理地方社会的一种重要手段。通过分析水亭门社区内宗族的族谱、信安陈氏祠堂的兴衰以及水亭门宗族所设的牌坊,可以看到帝国国家如何利用宗族对人民进行治理。同时,宗族内部成员,特别是宗族内的绅士阶层(包括官员和文人)和宗族内的贞洁烈妇,把宗族视为个人修身的一种方式。通过在宗族祠堂内举行的依照儒家礼仪进行的祭祀活动,宗族成员加强了彼此间的联系和纽带,明人伦,辨亲疏,有利于宗族成员对自身的定位和治理,即修身。宗族特别注重族内文人的培养,文人对于儒家经典的学习有利于文人自身修身和延续传承儒家礼的文化以及维持宗族的构建。除此之外,宗族中贞洁烈妇对于死去丈夫和夫家的忠诚守贞,体现了其个人对于道德完善的境界追求,也是在礼治下个人修身的一个重要表现。本章认为宗族的礼治具有双重性,一是宗族作为帝国国家治理的手段；二是宗族对于个人来说是个人修身,也就是实现自我治理或修身的重要方式。第六章主要讨论了在清中后期逐渐增多的商业移民家族所建立的同乡组织构成的社区空间的治理。同乡组织的治理方式反映了水亭门作为地方社会从中国传统的礼治治理方式到民国时期现代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型。该章首先从同乡组织名称的变化(乡祠一会馆一同乡会)进行研究,这种命名的变化也体现了同乡组织的性质由和帝国国家的关系演变到民国时期和现代国家之间的关系。第二,研究了同乡组织作为乡祠和会馆的治理方式。在这两种名称下,同乡组织通过设立地方神崇拜,成立学校,建立公墓以及共同庆祝节日加强了移民之间的情谊和联结,既关心和生者之间的关系,也关心与死者的联结,为在衢州的移民提供了精神家园和纽带。第三,民国时期同乡组织作为同乡会被纳入到“人民团体”中,作为衢州地方政府社会科领导下的非政府组织之一,成为地方政府治理地方的重要途径之一。同时,同乡会作为“人民团体”的一部分,与其他非政府组织一起,超越了血缘和地域的限制,在政府的领导下共同构建了庞大的社会关系网络,维持着地方的稳定和发展。值得提出的是,虽然地方政府对于同乡会的管理和引导体现了现代国家治理方式,同乡会也仍然保持着中国传统的治理方式。也就是说,在民国时期的同乡组织在治理方式上体现了传统与现代并行,即在个人与他者、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上既有中国传统国家对于个体的道德教化以及个体的自我治理和修身的治理方式,也有现代国家对于个体直接干预的治理方式。第七章主要研究了民国时期的保甲制度和解放以后新中国的居委会制度下的水亭门社区的治理。保甲制度作为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地方的重要手段,在民国中后期得到了继承和新的发展。一方面保甲制度成为了民国政府治理地方社会的重要手段：一方面保甲和当地社区内的其他人民团体(包括同乡组织)以及宗族,共同构建了权力关系网络,治理地方社会。解放以后,保甲制度逐渐被新中国政府取缔,居委会建立成为政府和个体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最后第八章进一步总结了整个论文。论文首先展现了水亭门社区作为遗产地的整体历史景观,接着分别研究了宗族和治理、同乡组织和治理以及保甲和居委会与治理。这些不同的治理方式的分析,亦是对国家与个体、个体与他者之间关系的分析,综合在一起就是本研究所阐释的水亭门这一地方不同的社区文化。社区文化必然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涉及到人们之间的互动,个体与国家的互动所构建的巨大的社会网络的问题。因此本文从福柯的治理这一关键词出发,从宗族、同乡组织、保甲以及居委会三种主要的居住社区入手,去阐释水亭门街区作为传统居住社区中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关系,个体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何互动,进而探讨社区文化。通过这种从过去到现代的历时的研究,以及对于不同形式社区的共时面貌的研究,本文发现,水亭门街区作为中国传统城市中的一个普通的居民居住社区,其社区文化并非静止不变,而是随着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不同而变化。其现在作为文化遗产地被保护下来,也可以看做是其社区文化在当下的城市化和文化遗产话语影响下的一个物质表现,是其社区文化变化过程的一个阶段。第二,本研究认为,水亭门如今作为遗产地被保护下来,无论是有形的建筑还是无形的文化意义,都不能够定格在某一时代的风格或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而是要体现历史文化的多样性；也就是说,水亭门作为城市历史景观,是其过去不同形式社区到现在的层积。本研究还提供了三个方面的启示。一是水亭门的社区文化遗产既有有形遗产,也有无形文化遗产,水亭门社区作为遗产地,打破了两者之间二分对立的界限,从地方文化传统出发,挖掘本土文化遗产的价值和意义。二是从儒家经典和地方志的文本分析角度探讨传统社区与现代社会融合的可能性。水亭门街区作为整个衢州古城的一部分,是衢州城市精神的重要载体,其曾经有的仁里文化,也是整个社区的精神。传统的居民社区与现代社会的发展并不矛盾,二者可以融合。三是探讨了文化遗产的利用问题。认为文化遗产不仅仅可以作为文化资源进行旅游开发,不仅仅成为遗产研究专家的旨趣,也可以为治国理政使用。即对于社区作为城市最基本的居住单位的社区文化的理解,有助于对社区遗产进行治理,也有利于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最后,本章结合在衢州的民族志田野经历,对文化和文化遗产的涵义进行了反思；同时,也就本研究的局限性和进一步的研究方向进行说明。由于本人研究能力和视野的局限,本研究对于中西方的社区理论研究方面有待进一步探索和深入,对于社区文化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学习和研究,在写作细节上需要进一步修正,在学术能力上需要进一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