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近代中国的经济中心，是近代中国金融工商业最为集中的地区。上海的工商界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全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以往的研究却集中在上海工商界与南京国民政府关系的探讨上，对工商界、市政府、市党部三者的关系却鲜有人研究。本文借用政治学、社会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从近代上海社会变迁的角度，对1927—1937年三者关系的演变进行了一比较系统的研究。本文认为，地方自治传统是评价工商界和上海市政府关系的一个重要考量。上海工商界有着参与地方自治的悠久传统，这种传统在1927年后的上海社会得到尊重，市政府吸纳社会工商界主要人士参加上海特别市参事会、建设讨论委员会、上海临时市参议会等组织，就行政事务向他们咨询，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工商各界“市民自治”的吁求。地方自治作为一种思潮和实践，已经内化为上海工商界的“集体无意识”，这使得在政府缺位的战争环境中，工商界担负起政府放弃的职能，调动起丰厚的社会资源，使得上海社会有秩序地运行。在淞沪战后重建中，工商界又通过参与地方治理，使得地方自治精神得以延续。但地方自治毕竟是政府权威衰败和统治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出现的，随着1927年上海市政府的建立，在推动市政建设现代化的过程中，市政府必然要把以前因政府统治能力有限而暂时让渡给民间社会的权力逐渐收回以重建政府权威，这就注定了参与权力分割的市民自治力量不可能再享受到象以前那样广泛的自治，这也是工商界参与市政决策但又权力极其有限的原因所在。政治权威的变化是理解工商界和市政府、市党部关系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主义运动的冲击下，市政府、市党部发生权威危机，这造成国民党政府在上海地方社会控制的松懈，这为工商界参与地方治理提供机会和空间。淞沪战后，南京政府和上海市政府需要重建自己的权威，但却面临着政治和财政的双重限制，而且政府不能无视工商界在战时所作出的贡献，因此，吸收上海工商界人士参加上海地方议事机构，给予工商界的民间事业以合法性支持。但是，工商界和市政府的合作是有限的。随着中央集权的完成和政府着力权威重建，工商界的活动又受到政府和市党部的压制。角色定位和与之相应的利益诉求是理解市党部与市政府、工商界关系的一把钥匙。在国民党“一党治国”的政策影响下，市党部秉持着“党权高于一切”的理念极力扩张党权，不但屡屡干涉地方行政，还以“提高党权、巩固党权”为名加强对上海民众运动的领导权，它是取消商会提案的提出者和坚定执行者。但是，<WP=6>国民党地方党政分治的原则，以及经济上的不自主，使得市党部以党驭政的愿望越来越渺茫。从角色定位上看，市党部把自己看作是“以党治国”政策的执行者，而工商界则追求的是实业的发展和经济利益的实现，他们渴望的是一个稳定的自由发展经济的环境，而党治则意味着把一切纳入党的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进入经济领域，则意味着政府可以运用军事、政治、思想等超经济手段干预经济活动，这可以说是工商界和市党部频起纷争和冲突的根本原因所在。党、政府和工商界，如何界定好自己的角色身份，如何协调好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上海城市现代化建设中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