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经济学家与公共事务的其他分析家在思考经济问题时，他们常常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对立视为基本问题。一方主张市场易于失灵，政府的出现就是为了纠正市场失灵，并且从总体上讲政府能够胜任这一任务；另一方则相信市场运转非常良好，政府不是解决市场失灵的良方，而是导致市场失灵的原因。现实通常要复杂得多，市场有缺点，政府也有缺点，我们不能期望某一组织形式总优于其他组织形式。因此，任何试图将现实硬套在单纯的“政府与市场”二分法之中的努力都将受挫。我的出发点简单而近于老生常谈，这就是，我们必须承认：政府和市场都是不完美的体系，二者都具有不可避免的缺陷，而且在实际当中，每一个体系的运转都受到另一个体系存在的强烈影响，二者的演进除受历史、偶然性因素的影响和冲击外，更依赖于二者之间的互馈效应与作用关系。我们所能做的是，去理解构成政府与市场的整个系统是如何解决阻碍其正常运转的利益分歧、信息不对称、激励与行为等系列问题。我所试图提供的是一种能够帮助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的思路或分析框架。在该框架中，我把权力作为联结政府与市场的一座桥梁，通过对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或政府)权力运动的考察来理解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作用关系，更直接地说是理解国家与市场如何共同解决和克服以上提到的一些问题。该框架也可帮助我们更加冷静地审视政府和市场，避免我们粗暴地对政府的一切权力行为加以指责，或者盲目地迷信市场的作用。为了阐明上述观点，论文把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国家权力作为研究对象，并通过对国家权力的空间实践的经验分析来加以论证。论文的整个分析过程是建立在公共选择理论基础之上，即假定了政府在局限条件下基于“理性经济人”的自利偏好。论文首先认为，一切社会政治关系皆是权力关系，在政府与市场共同构成的系统中的各种社会政治关系生产了权力空间，不同的地域空间，对应着社会实践过程中不同的社会政治关系和差别化的社会经济条件，对于权力关系便有着不同的演绎方式，体现为社会经济效率的不同和空间变迁的差异。其次，论文通过对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权力在时间和空间(包括社会空间和地域空间)上的运动过程及其作用效果的考察，来阐明在中国这个特定历史和国别条件下政府权力与市场结构相互扭结的权力经济运行特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政府与市场之间存在的互馈演进逻辑，这不同于我们通常所进行的简单二分法或者孰好孰坏的论争。最后，论文在以上研究和分析基础上进行必要的总结，论文指明了政府及其权力行为的一些理性逻辑、主要优势和局限因素，并认为政府部门及其官员的自利偏好、信息不对称引致的交易费用和政府权力自身的暴力特征，这些局限因素对社会经济可能导致的危害完全可能抵消其理性和优势带来的积极影响，因此对政府权力的监督与规制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