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5月,《现代》在上海这个漩涡之城创刊,一边是商业期刊的云集,一边是时政期刊的喧嚣,开始的挣扎也许注定这份期刊在历史中的命运。在经济与政治的重围中,《现代》努力在期刊内部营造缤纷的文学空间。一份文学期刊就是一个完整的符号系统,在相对独立的空间内,构成期刊的各个本体性要素通过各自的声音汇成一种主旋律最终传达到文学生产的其他环节,这是作为文学传播媒介的期刊树立自身领域特性的途径。基于这一点,本文主要从期刊本体论的角度切入,以《现代》的文学自觉意识为主线来梳理它的创刊环境、栏目设计、期刊文本等组成要素。论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从上海的政治与经济环境角度来论述《现代》在商业期刊与时政期刊的张力之下创刊,这是其文学自觉意识最初的显现。第二部分是论文的主体,即《现代》追求文学自觉的途径,主要从栏目设计与期刊文本两方面进行论述。《现代》在栏目设计方面以文学生产和文学接受的实施者——作家和读者为对象,分别设“社中座谈”和“文艺独白”。本文主要运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论述《现代》通过这两个栏目培养读者与作家的批判意识,在编排期刊文本的过程中,剔除非文学质素,使文学生产者和文学接受者在良性的互动中促进文学的自主发展。对于期刊文本的论述,本文主要是以《现代》的主要文体——小说为例,对小说创作和小说译介进行解读,从文学性的角度来论述小说文本的文学现代性追求,即以张扬人性为宗旨的小说创作和以审美自律为原则的小说译介。第三部分是《现代》文学自觉意识的最终显现,通过现代诗派的形成和八十年代的先锋文学实践进行论述。《现代》在“现代诗派”形成过程中的意义,体现中国新文学流派形成的另一种模式,即各类松散的创作通过文学期刊建构的文学场进行磨合,最后形成一个稳固的具有共同文学倾向的创作群。而八十年代意识流小说、新历史小说的出现更证明这份杂志所坚持的文学追求完全顺应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文学期刊研究严格意义上讲是一种介于文学与期刊的交叉性研究,可以从期刊文本也可以从期刊本体论角度来论述,但是如果仅以期刊所选择的文学作品或作家为切入点考察期刊在文学中的意义,最后难免会落实到某个作家某个文学流派的文学实践中去,或者得到以文学影响文学的结果,而期刊本身就会被忽略。期刊的传播意义是通过它的编辑、文本风格和经营方式共同完成的,文学期刊不仅对某个作家某个文学形态产生影响,它对整个文学的发展也有导向和推动意义。鉴于这一点,文学期刊研究应更关注期刊的本体要素,本文正是在这一论点基础上来论述《现代》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传播媒介在文学生产中如何实施其传播功能,通过对其本体性要素的关注来揭示文学期刊在整个文学场域中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