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驱动型并购是经营者集中在大数据时代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互联网巨头以数据为导向,以并购为手段,获取数据,挖掘数据价值,以此巩固自身的市场地位,同时不断扩大自身的经营范围,从而产生像BAT这样业务范围覆盖面极广的平台。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之下,不能不让人产生数据垄断的担忧。互联网巨头本身即具有强大的实力,在数据驱动型并购的加持之下,是否会阻碍其他经营者进入市场竞争,是否会产生数据寡头地位,是否会削弱相关市场的竞争,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而一旦出现数据垄断的后果,现行的反垄断法规制框架并不一定能很好地应对,在相关市场界定、申报标准和审查标准等方面可能都会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行探讨并提出对策。第一部分是关于数据驱动型并购的反垄断法规制现状的考察,从国内外诸多案例着手,并对其中一些典型案例进行梳理,从中发现当前规制框架存在的问题,并在下文中详细论述。第二部分是关于相关市场界定方面的内容,就相关市场来说,由于双边市场以及非价格因素的影响,传统的以价格为基准的界定方式存在诸多不便,而且也无法顾及到数据的竞争效应,本文所提出的对策是寻找非价格方式对相关市场进行界定,比如可以采取产品质量测试法,以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变化测算用户的选择变化,从而确定相关市场的范围,以及利用大数据分析工具完善需求代替法等,用数据时代的方法解决数据驱动型并购的问题。同时在相关市场的界定中也要明确数据作为并购目标的重要性,充分考虑产品或服务中隐含的数据属性。第三部分是关于申报标准的问题及对策,对申报标准而言,传统的营业额标准之所以对于初创企业和新兴企业难以适用,是因为它们本身会采取低价或免费的方式吸引用户,会导致营业额极低甚至为负数,针对这样的现象,则可以在营业额标准的基础上,根据用户数量等因素测算市场份额,以市场份额作为申报标准的补充。同时也应当明确反垄断执法机构的主动调查权的适用条件,建立未及时依法行使主动调查权的问责机制,使反垄断执法机构的主动调查权真正发挥作用。第四部分则是关于审查标准,对于审查标准而言,其所存在的第一个问题是大数据的模糊性使得数据集中对于经营者市场力量的增强难以衡量;第二个问题是针对大数据时代的特性,应把创新作为一项审查标准,但是目前这个标准还不明确;第三个问题则是用户隐私是否纳入审查标准尚存争议。针对第一个问题,可以从用户和其他经营者两个角度来考察是否产生数据壁垒,导致数据难以迁移,以此考虑数据集中对经营者市场力量的影响。针对第二个问题,则可以从初创企业和新兴企业的创新潜力、用户福利和数据流动等方面来衡量数据驱动型并购对创新的损害。针对第三个问题,建议将用户隐私纳入审查标准,因为当前国家对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视逐渐加强,也出台了相关法律,不能将用户的隐私保护局限于私法范围之内,应当将用户隐私保护纳入反垄断法的规制框架,实现《反垄断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联动。此外,审查标准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数据安全问题,滴滴事件告诉我们,在重视数据垄断问题的同时也要充分考虑背后所可能隐藏的国家数据安全问题,并进行预防和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