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农业大国,“三农”工作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点工作。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发展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粮食产量增多、农民贫困现象减少、农民生活逐步走向富裕,但与此同时,农村污染问题也伴随而至。尤为需要重视的是农业发展产生的面源污染问题,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我国农村环境立法滞后,农业污染防治方面的立法也不够完备,加之农业政策的反向作用,诱发了农业面源污染。农业面源污染会造成水、空气、土壤质量的下降,危害农业生产,威胁农产品质量安全,进而增加民众的健康风险。防治农业面源污染是践行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对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的要求,是对习近平总书记“要打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攻坚战”的积极响应。本文认为,农业面源污染的内涵应限于农业生产过程中由于化肥农药投入及农膜等农业废物不当处置,所造成的水、大气、土壤污染。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的防控并未随着法律政策的积极引导得到明显遏止,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对化肥农药的依赖性高,近些年使用量虽有下降趋势,但幅度不明显,农膜使用量也逐年攀升。空间分布上,农业面源污染与农业种植业的发展关系紧密,种植业大省造成的农业面源污染大。在对我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法律制度进行检梳的基础上,认为我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法律制度存在以下不足:一是针对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法律制度不够完善,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国家层级立法及地方性立法均不完备;二是法律制度可操作性不强,法律条文过于笼统,违反禁止性规定的相应罚则缺乏威慑性,且一些污染防治规定过于理想化,无法真正实施;三是监管体制设置不合理,职权部门监管缺乏合力,农村层面的监管机构设置少,政策导向执法投入增多,但执法效能不高。以上困境的出现,究其原因,在于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和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农业政策导向。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了我国农村环境保护立法长期滞后于城市环境保护立法,而我国出台的以刺激农业生产为导向的农业政策也反向诱发了农业面源污染。一些域外国家防治农业面源污染法律制度的经验揭示出:立法先行是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的控扼之要;采取复合型的环境规制工具是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的技经肯綮;建立高效的管理机构是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的应有之义。最后,结合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建议首先应当尽快完善我国农村环境法律制度;第二,应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为借镜,建立起以“经济激励型工具为主,命令控制型工具为辅”的最优环境规制策略组合,采取严格的化肥农药登记管理制度、将农业面源排污标准和最佳管理实践制度相结合、建立化肥农药实名购买制度、健全可降解农膜评估评价体系,向高毒高污染的化肥农药征收销售税、建立生态农业补贴制度、实施农田保护补贴政策、实行普通农膜押金返还制度等农业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第三,应创新农业面源污染监管模式,形成政府、农户、社会公众协同共治的格局,有效构建政府绩效考评体系,充分发挥农民合作组织的优势,唤醒社会群体的环境公民权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