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开端,“伤痕文学”拥有不可忽视的文学史价值。它打破了“文革文学”的僵化模式,拓展了写作题材和创作风格,给文革后的文坛注入了新能量。然而,在肯定“伤痕文学”价值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注意到“伤痕文学”创作中存在的问题。与极端模式化的“文革文学”相比,“伤痕文学”的确表现出了丰富性和多样性。可是,细读“伤痕文学”作品,也不难发现明显的公式化现象——人物形象雷同,故事情节相似等。公式化现象是文学创作的禁区,文学界也多次开会批判此类现象,然而,创作者却难以回避。公式化现象如同中国文学创作的影子,伴随着中国文学的发展一路走来。它早已被人注意,却难以去除,因而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本文以“伤痕文学”为切入点,立足于“伤痕文学”小说作品,通过文本细读方式,对“伤痕文学”的公式化现象进行整体观照,试图从表现、成因及影响反思等方面对“伤痕文学”的公式化现象进行辩证分析。论文主要分为三章:第一章为“伤痕文学”公式化现象的表现。这一章介绍了“伤痕文学”的创作背景和风靡盛景,并从人物和情节两个方面对“伤痕文学”的公式化现象进行具体分析。首先是人物形象创作的公式化,主要有三类人物:以“红卫兵”为代表的无意识犯罪者,以老干部为主的心灵拯救者以及以“四人帮”爪牙为代表的灾难造就者。其次是故事情节创作的公式化,分别从受难—拯救模式、“二元对立”模式、光明结尾模式进行说明。第二章分析了“伤痕文学”公式化现象的成因。一是从党的文艺政策等外界因素出发,讨论其对“伤痕文学”创作的公式化影响;二是讨论文学刊物对“伤痕文学”创作的干预;三是从创作者自身创作心理和局限出发,讨论公式化创作的内部原因;四是从作品接受方面分析评奖制度、读者反馈等对公式化创作的推动。第三章讨论“伤痕文学”公式化创作的双重性。从积极方面看,创作的公式化现象对愈合社会创伤心理,激发社会人民投入到新时期建设起到正面作用,同时,公式化现象还反映出文革后初期的时代特征;从消极方面看,“伤痕文学”的公式化现象阻扰了文学的多样性发展,也纵容了不健康的文化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