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策执行的主体,基层公务员的政策执行意愿决定着政策的最终效果,是将政策目标转化为现实的关键力量。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数字化转型,提出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加快“数字化发展”,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在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政策执行方式也在进行新一轮“重塑”,其中最典型的特征便是强调新兴技术在执行过程中的应用。新兴技术虽显著提升了治理效能,但技术的增负效应同样引人关注。因此,在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技术引致的政策执行方式的改变也势必会影响基层公务员对于政策的认知与理解,进而影响最终的政策执行意愿。基于此,本研究从执行主体的心理层面出发,关注执行主体对于政策的心理感受,并借鉴Tummers的政策疏离感框架,聚焦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政策执行意愿。本研究旨在推进“互联网+监管”的“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政策的执行意愿。具体而言,本研究主要针对政策疏离感对于政策执行意愿的影响机制展开研究,并就如何减少政策疏离感以及提升政策执行意愿展开讨论。本研究首先通过访谈获取执行主体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政策中政策疏离感以及政策执行意愿的实际情况,并对研究模型进一步修正。接下来在实地调研阶段向上海市C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基层公务员发放调查问卷,通过多频次、多阶段抽样的方式,最终获得有效问卷240份。本研究利用SPSS 23.0与MPlus 8.3统计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政策疏离感对基层公务员的政策执行意愿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2）目标接纳与职业承诺在上述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政策疏离感会通过负向影响基层公务员的目标接纳与职业承诺进而负向影响其政策执行意愿;（3）组织的数字化转型氛围存在调节效应,当组织内数字化转型氛围较高时,政策疏离感对目标接纳和职业承诺的负向影响以及通过二者对于政策疏离感的负向影响都会显著下降。（4）公共服务动机存在调节效应,下属的公共服务动机越高,目标接纳与职业承诺的中介效应越强。最后,本研究对实践中如何提升基层公务员的政策执行意愿提出有关建议,如增强基层公务员在政策过程中的参与度;加强政策宣传与解读;关注个体差异,加强心理疏导;重视公务员数字素养培训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