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就《孝经》与北魏孝子画像图像内涵的改变及墓葬功能的形成作了探讨，研究发现，孝子画像得以进入北魏墓室图像系统并实现其墓葬功能主要导源于三大历史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北魏中晚期后妃利用「子贵母死」擅权的特殊政治背景。「子贵母死」是拓拔珪设立的旨在规避皇帝母族等外家乱政的后宫制度，即皇子将立为储君者其母皆赐死。北魏中期时因文明太后蓄意利用其擅权，转而成为后宫妃嫔的政争工具，从而改变了历史性质。在以「子贵母死」为中心的权力斗争中，出于控制幼主思想的目的，《孝经》及其宣扬的孝道思想自文明太后开始得到进一步的弘扬与推行，致使北魏社会自文明之后孝风日渐盛炽。正是基于「子贵母死」这一历史隐因，孝道思想在文明执政后呈现骤升的发展态势，并在北魏晚期达到高潮。孝子画像正是在这样一个独特的政治背景下进入「东园」并被刻画在葬具上。北魏覆灭后，「子贵母死」随之消亡，北朝孝道思想的发展与孝子画像的刻画也极盛而骤衰，日渐式微。 第二个因素是孝子画像「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图像内涵的形成与《孝经》的诱导。《孝经》在西汉晚期至东汉时因受谶纬浸染而具有了天人感应的神秘色彩，后经魏晋世家大族的进一步倡导，衍化出大量孝感传说并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北魏时，孝道思想由春秋战国以孝养在世父母为内涵演变为以「孝悌之至，通于神明」为核心，「孝」成为通神的工具与阶梯，孝子画像的图像内涵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北魏中后期特殊的政治背景下，经《孝经》的诱导，孝子画像因具有了「孝悌之至，通于神明」的内涵而成为通于天人之际的象征并籍此获得与传统升仙图像相近的图像身份，由先代的「叙事性绘画」转为「相关性绘画」。 第三个因素是墓室在北魏社会思想观念中的象征性。北魏时期，人们视墓室为墓主的「神灵归趣」之地，这是鲜卑早期游牧生活中「神灵归乎赤山」的观念在定居后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形成的，随着墓室成为墓主「神灵归趋」之地，孝子画像与墓内其他升仙图像也取代拓拔氏早期灵魂观念中的「犬」而成为墓主神灵的佑护者。由于此时孝子画像的图像内涵应合了北魏人视墓室为「神灵归趣」之地的灵魂观念，因而得以进入北魏墓室并刻画在葬具上。 孝子画像正是在上述三大历史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进入北魏墓室图像系统，承担起与其内涵即「孝悌之至，通于神明」相应的墓葬功能，并与墓内其他图像一起共同实现着「妥死者之魂，慰生者之望」的美好祈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