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造就了儒、墨、名、道、法等众多学派,这成为中华文化的主要内容和源头,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成熟。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一直处于正统地位,而非儒学派则基本处于异端地位,受到排斥和改造。自清末以来,随着社会环境、历史条件的变化和西学东渐的影响,儒学的独尊地位开始动摇。近代诸子学研究呈复苏之势,主要包括墨、道、法等学派。近代对法家学说研究的兴起,决非历史的偶然,而是近代中国在与西方世界被动融合过程中特定条件下的产物。面对外敌入侵的严峻态势,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主要着眼点在于实现富国强兵、独立自主,对法家思想的种种认识与研究无不带有这一时代特征。　　 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部分进行论述:　　 第一部分:近代法家思想的萌芽——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时期。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经世致用思潮逐渐兴起。姚莹、魏源、黄彭年、汪士铎、曾国藩大胆的将法家学说纳入到经世致用的范畴,以不同的途径显示其社会政治价值,进而彰显其救世思想。这一阶段主要以儒学为主、诸子为辅,西学对其影响很少。　　 第二部分:近代法家思想的兴起——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时期。随着西学不断涌入中国并进而影响到思想层面,梁启超、严复、章太炎、刘师培等人以西学来阐释法家学说,倡导实行法家学说为现实服务。这表达了近代学者以法家学说为中介,以此沟通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的愿望。这一阶段的学者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挖掘传统法家思想以救世。　　 第三部分:近代法家思想的复兴——民国时期。民国时期,面对文化的重建问题,胡适、杨鸿烈、吕振羽、陈启天等人着力挖掘法家思想的文化价值,表现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批判、重视和对西方文化的回应、选择和吸收,在研究方法上呈现多元化的特征。这一阶段的学者是从中西文化融合角度来阐释法家学说。　　 本文结合当时社会政治思潮和文化学术氛围,对近代法家研究的衍变过程作逐一考察并予以评析,旨在揭示出法家复兴与现实社会的紧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