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舒芜的“交信”使胡风问题迅速从文艺思想升级到政治层面,因此,研究“胡风事件”的成因,首先必须探讨舒芜从《希望》主笔走向“起义”的缘由。为此,第一章第一节充分利用近年披露的重要材料,复原并剖析了舒芜建国前的心路历程,揭示其“重逻辑而轻实感”的思维方式、残余的旧书生气息以及浓重的虚无主义思想,为舒芜接纳“集体主义”思想的必然性做出解释,从而规避以往对舒芜所作的简单而空疏的道德化评判。作为“胡风派”的创作主将,路翎悲剧的独特性在于,其因创作而获罪,由此,第二节立足于文本分析,从精神分析、话语类型及结构模式分析的角度,细读了路翎《洼地上的“战役”》,展现小说文本内部政治话语、启蒙意识和古典结构相互缠绕的复杂性,从而揭开路翎作品饱受主流文艺规范责难的深隐缘由。第二章着眼于胡风理论的“异质性”来探讨“胡风事件”的成因。胡风与主流文艺思想的分歧集中体现在对读者意识、浪漫主义文学观、五四以及《讲话》的不同理解上,这种分歧构成了对权威意识形态的违逆和触犯。在读者意识上,与左翼主流迁就、迎合大众读者相反,胡风注重文学创作对大众读者的引导和提高,胡风认为读者是社会生活中的实践主体,不只会消极适应现实、服从现实、向现实妥协,更会主动深入现实、认识现实甚至批判现实,因此其审美自主性和实践能动性应得到充分尊重。胡风的读者论蕴含着为对立面所不容的人道主义精神。在浪漫主义文学观上,胡风与左翼主流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认为浪漫主义应在启蒙主义的视野下判其优劣,后者则从政治角度把浪漫主义划归为唯心主义文学范畴,给予全盘封杀。这些区别集中体现于如何看待自由主义或右翼浪漫主义、左翼浪漫主义以及抗战浪漫主义的态度上。在对五四的理解上,胡风由于认同左翼对五四反帝反封建总主题的认定,误认为其五四观与权威观点一致；胡风把鲁迅纳入五四领导者行列,不符合左翼主流对鲁迅五四身份的定位；关于五四的历史意义,胡风认为五四的政治意义必须在五四的文化和文学史意义中显现,而左翼主流的观点恰恰相反,认为前者是后者的标尺。对于《讲话》的理解,胡风认为“根据范围和对象来制定、运用相关的文艺政策”是《讲话》的核心要点,左翼理论家对《讲话》的阐释不得要领；《讲话》与五四文艺传统并非如左翼理论家所认为的是进化论式的取代与被取代关系,而是包含与被包含的传承关系。胡风对《讲话》的误读源于对毛泽东个人的好感,这种好感主要得益于毛泽东与鲁迅相互之间的高度评价。“胡风事件”的成因还应从胡风在人际交往中所体现的“自我认同”中寻找答案。由此,第三章选取与胡风过从甚密的几个对象,钩沉并解读胡风与之交往的历史细节,复现胡风在私人与公共领域中的鲜活形象,展示胡风的个性心理与自我意识,以此掘出胡风悲剧命运的主观缘由。聂绀弩是胡风最为密近的友人之一,与他交往及合作中折射出胡风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及批判精神,与他矛盾及冲突中则凸现出胡风稳固的心理结构,传统的婚姻道德观,强烈的事业心和使命感；在“中间派”这面镜子中,胡风显示出“纯正现实主义”卫护者、“左翼正统人士”、儒家大丈夫的“自我意识”；周恩来把胡风视为统战对象,但胡风却误以党外布尔什维克自居；与“才子集团”的往来表明,胡风把友情奠基在学术思想的共鸣而非政治立场的吻合上,显现出学术化的人格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