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后,史学界在不断反思建国后尤其是“文革”期间的史学,但是学者们对史学的价值判断却没有产生任何的怀疑,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有不同的史学价值判断,对不同时期的史学研究和社会发展也有不同的影响。从总体上来说,1980年代的史学界主张为现代化服务,1990年代带着“致用”的伤痛,史学界崇尚“求真”,目前史学在探索与迷茫中踯躅前进。那么在经济建设的新时期,史学应该如何跟上时代步伐,实现史学的社会功能,史学自身健康发展的出路在哪里?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对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界史学功用观作了整体研究,尝试从功用观这一角度探寻史学健康发展道路以及如何才能更好的为现代化服务。本文共分为四大部分:前言部分首先介绍了本课题研究的缘起及意义;其次介绍了目前关于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界史学功用观的研究现状,提出作者努力的方向和创新之处:最后简单说明了相关问题。以下三部分是论文的主体:第一部分总结了80年代史学界对于史学功能的看法,即为现代化服务,在这一功用观的指导下,史学界不断开展实践,对当时出现的“回到乾嘉”倾向进行了批判,“史学危机”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文化史研究不断升温。史学界从理论和实践多角度寻求史学发展的准确方向,学者们真诚的态度对新时期史学和社会发展影响深远。但并没有出现大量的学术成果,却导致了浮躁的学风,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河殇》电视系列片的出现。第二部分90年代主流史学界出现了群体性的反思和沉默,认为史学的功用就是回到史学本身。在这一功用观的引导下,相当多的史学工作者选择了埋首“学术”、远离“致用”。从实践的角度来说,“国学”研究升温、“回到陈寅恪”的复兴,同时社会史研究的不断升温都是其表现。这种“回归史学”,“为学术而学术”的史学功用观指导下的史学在繁荣的背后隐藏着深深的危机,也影响着21世纪史学的发展路向。第三部分分析了近几年来史学界之新趋向。这一时期史学界面对史学的困境,对史学与现实关系,尤其是史学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反思,认为史学与现实、史学与政治的关系并不矛盾,关键是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在这一思想的引领下,史学主题开始向通俗与大众化转变,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百家讲坛》。同时,“国学”研究仍在不断升温。虽然普及性史学研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史学发展的瓶颈,对于如何正确对待史学的功用价值问题仍然处于探索之中。结语部分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界史学功用的基础上,对于史学与现实关系,史学为现实服务的途径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见解。笔者认为,公共历史教育是史学发展突破外部和内部双重困境的重要出路,以期对新时期史学健康发展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