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晚清重臣,锡良(1852—1917)自州县官一路升迁至督抚之位,先后任职山西、山东、河南、热河、四川、云南、东三省,其活动范围横跨大江南北,其所办事业关涉新政各个层面。本文即以锡良与清末改革为题,对这一晚清重吏在清末大变局中的所作、所为做一详细梳理与评判。　　 锡良在其州县生涯中办事认真、谨慎,深受历任巡抚之称誉。任职期间,他亲民、爱民,颇有作为。甲午前后,山东巡抚李秉衡对锡良颇为青睐,对其多有提拔,而锡良也视李秉衡为其政治理想的榜样。虽然当时西方思想在中国已浸淫多年,但锡良的思想仍停留在传统层面之上,未对西方制度进行借鉴。经过了庚子勤王和晋东防御战,锡良感受到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四伏。同时,清政府也有意倡导新政。于是,锡良的思想由之发生较大改变,他积极地投身到了新政改革的大潮中。　　 锡良颇为注重于铁路的修筑。在他看来,“铁路所至之地,即势力所及之地”。因此,他坚持自主修造铁路,这成为其修筑铁路的基本原则。在四川时,他克服了来自列强与鄂省官员的刁难与阻力,并且创造性地运用了随粮征租的方式来筹措川汉铁路的款项,为之后铁路建设提供了保障。在云南时,锡良颇为积极地推动滇蜀铁路公司自办和筹划赎回滇越铁路,但是限于当地财政状况不佳及清中央政府的置若罔闻,使得该计划成效不大,终致搁浅。在东三省时,锡良鉴于日俄势力威胁甚重,放弃了长期坚持的铁路自办原则,改而提出借债修筑锦瑷铁路的计划,试图引入英美势力,以抵制日俄,从而保全东三省主权。虽几经努力,但因清廷的不作为和自身主观设计的一厢情愿,该计划最终流产。总体而言,锡良在各地财政捉襟见肘和列强步步进逼的情况下能如此积极地筹办铁路、维护利权,其毅力与精神实属难能可贵。　　 锡良对教育也非常重视,视其为自强之要图。在所办的教育中,锡良依据清政府的政策和各地不同情形逐步地推进当地教育制度的变革。同时,按照所需培养人才,锡良还有意图地创办了不少专门性的学堂。而他的教育也涉及到八旗、女学和普通大众的简易识字等方面。此外,他对中国传统文化颇为关注,这其中包含了满蒙文化。总起来说,锡良的教育实践折射出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注重实用。这一方面反映其所办教育具有了强烈地针对性,成效较快。但另一方面他也不免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嫌,很难达到治本的功用。　　 在清末官制改革中,锡良率先提出了裁撤东河河道总督的主张。此后,锡良在地方与中央的权力争夺中表现颇为引人注目,频频以领衔人的身份对清中央的权威进行挑战。双方所争的焦点多为财政问题,涉及了禁烟运动和盐政改革,突出反映了清末集权与分权斗争的胶着与激烈。此后,锡良积极地推动东三省的宪政改革,并在奉天旗制改革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由于其认真筹备,东三省的士绅也在清末的士绅国会请愿运动中表现得颇为积极。锡良还在清末的督抚阁会请愿中两次领衔,向清廷要求速立内阁和国会,并在清廷一再申令禁止“渎陈国会”的情况下,他仍向清廷代奏东三省士绅速立国会的要求,试图劝服清廷改变其决定,表现出了过人的政治胆识。对此,清廷并不体谅,对锡良的行为表现出了厌烦和打击,这使锡良心灰意冷,此后一再要求开缺,最终获得允准,离开了其任职近四十年的清末政坛。　　 相较同一时期的张之洞等人的作为,锡良的改革实践的规模和范围均不甚大,但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推动了清末改革的进程。总体上看,锡良是一位实干家而非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在其督抚生涯的后期,锡良的“激进”抵制清中央的活动,貌似强烈对抗,实则想通过自己的方式来挽救清王朝于危亡。可惜限于个人才禀,加之时运不济,其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