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以下简称OECD）1961年颁布的《资本流动自由化准则》（Code of Liberalization of Capital Movements,以下简称《准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一部将资本自由流动作为核心目标,并对所有当事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准则》要求其当事国“应逐步消除彼此之间对资本流动的限制,以达到有效经济合作所必需的程度”。但其并非盲目地迫使当事国不顾本国国情、不计后果地消除对资本流动的限制,而是在推动各当事国逐步消除资本流动障碍的同时,又为各当事国提供了应对经济和金融不稳定局势的灵活性手段。2011年5月,为进一步提高全球范围内的资本流动自由化水平,作为OECD决策机构的理事会决定将《准则》向非OECD国家开放,即允许非OECD国家在不成为OECD成员国的情况下加入《准则》,享受自由化权利,承担自由化义务。尽管《准则》生效了半个世纪之久,但我国学术领域对其仍罕有研究。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重要的国家战略。2009年7月我国颁布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正式启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随后政府又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目标的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要求境外积淀有足够数量的人民币。人民币能够通过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两个阀门流出境外,在我国经常项目长期顺差的情形下,人民币只能通过资本项目流出,而我国对资本项目进行管制又恰恰阻碍了该流出过程。因此,进一步开放资本项目,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由之路。在我国具有资本项目开放的迫切需求下,在OECD提供了非OECD国家可径直加入《准则》的条件下,探讨我国应否以加入《准则》的方式推动我国资本项目开放,进而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实现具有其必要性。本文正文共分为四章,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对资本项目及资本项目开放的概念进行考察,并对《准则》的产生背景、框架结构以及修改历程进行探究。在探究《准则》的修改历程的过程中,第一章主要阐述对《准则》目标的实现具有重大影响的三类修订:1964年至2002年期间不断扩大《准则》覆盖的资本项目范围;2011年扩大《准则》加入主体范围;2019年明确了宏观审慎措施构成资本流动自由化义务的例外。第二章论述与分析了《准则》的核心规则之一,即《准则》为当事国设定的资本自由流动的权利义务规则,分别评析了《准则》规定的原则、当事国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当事国的义务例外。《准则》以非歧视原则、静止原则、透明度原则为核心原则,赋予当事国无条件从其他当事国资本市场单边自由化中受益的权利,要求当事国逐步消除资本管制措施以达到《准则》要求的自由化状态,同时规定当事国实施的保留措施、减损措施以及为维护公共秩序与安全所采取的措施不构成对《准则》规定义务的违反。第三章剖析了《准则》的核心规则之二,即《准则》为资本流动自由化的实现所设立的监督机制。《准则》的监督机制是以投资委员会为监督主体,以当事国的一般性措施与保留措施、减损措施以及内部安排措施为监督对象,以准备阶段、讨论阶段和评估阶段为监督程序。《准则》设定的此种监督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推动当事国资本管制措施的逐步消除,但同时具有缺乏对违反义务的当事国的法律管制的不足。第四章立足于我国寻求资本项目开放的背景,考证我国加入《准则》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同时对比我国资本项目开放现状与《准则》的资本自由流动义务要求,提出我国为加入《准则》应采取的举措。我国应从《证券法》法律位阶层面明确我国境内外主体跨境证券发行与交易制度、建立和完善我国多层次证券市场和多种交易制度、实施符合市场化要求的新股发行制度这三个方面变革我国证券发行与交易方面的法律制度,以及确定与人民币国际化这一战略目标适配的资本项目开放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