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所追求的的核心价值,通常可概括为经济方面的工业化和政治方面的民主化。但韩国历经朝鲜朝封建统治终结,以及随之而来的日本殖民统治,未能及时有效地完成自身的现代化进程。而在光复以后动荡不安的历史环境中,韩国艰难地走过了未完的现代化进程,从而取得了经济的腾飞,政治的相对民主,被世人誉为后续现代化过程中“一箭双雕”的典型范例。本论文要以“4.19革命”之后的1960·70年代(即所谓“朴正熙时代”)为时间段,去探讨在“祖国现代化”的主流话语盛行一时的韩国,面对现代化进程中日益激发的各种社会矛盾,一批诗人是采取了怎样的现实参与姿态,并以诗歌语言进行了行之有效的美学抗争。为此,论文要把相关时期备受关注的金洙瑛、申东曄、金芝河三位诗人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其诗歌的诗学特征及内在共性,进行阐发和梳理,最后为三位诗人在韩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诗学价值加以定位。如果把诗歌视作一种话语的抒发,上述三位诗人的创作,可谓是在现代性话语的重要艺术表现形式。因此,在西化了的现代化语境中,探明创作者的主体性如何得到了觉醒,其创作实践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则成为了本文必须坚持的叙述脉络。为此,本文运用后殖民主义批评方法,把具体分析的视角,放在了三位诗人对民族历史及民众生活的认知上面。即以诗人的主观认识为出发点,将传统与现代、诗人与民众、统治话语与诗人话语之间的关系,定为探讨的主要着眼点。因此,由白乐晴等学者所倡导,在韩国80·90年代批评界形成主流探讨模式的的“民族·民众文学论”,成为了本文赖以借鉴的现场理论依据。诗为意象(image)的语言魔术。为了更加透彻地领会诗人的创作意图,本论文又注重了作品中象征、比喻、隐喻等表现手法的灵活运用,并分析了它们在诗歌意境的塑造方面所产生的具体意义和效果。由于思想和组织方面的不充分,“4.19革命”成为了一场未能进行到底的市民革命,这使得金洙暎一开始所追求的“自由”,在现实中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阻碍。这时候,诗人将对民众的失望以及与之产生韵隔阂所带来的悲观与痛苦,转化为对环境和自我的冷嘲热讽,并表现出了人不得志的郁郁寡欢。但是,经过一番对传统和现实的认真思量,以及深刻的自我反省之后,金洙暎将自我悲剧意识转成了包容万象的“爱”的哲学,从而得到了思想上的一次痛苦而华丽的升华。其具体成就,便是当今韩国社会人皆可诵的个人代表作《草》。通过该作品,金洙瑛完成了将个人抗争与民众抗争融为一体的诗歌观念上的蜕变。这既是面对现代化,他在认识立场上持续更换视角的终究归宿,也是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下,个新殖民化国家的诗人主体意识高涨的重要体现。申东曄将自己的世界观和宇宙观归纳为“原数性世界”,“次数性世界”,“归数性世界”,并且基于对民族历史的渊博知识,喜欢将过去的某一阶段,设想为世外桃源般的“原数性世界”,又将现实所面临的诸如城乡差别、国家分裂、民众边缘化等问题,归结为“次数性世界“的矛盾,并力图描绘“归数性世界”的美好愿景,以此来呼吁人性的回归、和平的到来。申东哗的历史观深受东学思想的影响,但他的对外意识并不止于保守封闭的“沙文主义”,而是把视角投放到了第三世界国家民众的身上,与之感同身受。这些都是后殖民主义话语中抵制欧美文化侵略,守护和弘扬自身民族文化的具体表现,也是申东晔对当时韩国统治话语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冷战思维和经济优先论所进行的委婉批评和诗性挑战。关于金芝河及其作品,首先对其抒情诗中反复出现的如“火”、“饥饿”、“疯狂”等意象,进行了诗语分析。诗人在与朴正熙独裁统治进行的艰苦斗争中,总是处在一个孤立无援的境地,由此产生的不安和悲愤,以及英雄主义的慷慨激昂,通过那些诗句中的反复意象,体现得淋漓尽致。后来,金芝河通过对金洙瑛诗论的批判和继承,有效地克服了与民众的精神隔阂,并首创了现代诗歌与传统表现艺术盘索里的形式相结合的“谭诗体”诗歌。通过《五贼》、《粪海》等谭诗作品,诗人针对践踏人权、破坏民主、殖民化经济等独裁政权的软肋,进行了无情的暴露和抨击。那是“行动主义的诗人”金芝河,在朴正熙政权日益暴露出其不可调和的矛盾之时,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所进行的诗歌斗争,也是为了克服殖民性的现代化所产生的诸多弊端,一个诗人所发出的后殖民主义话语振聋发聩的呐喊。总而言之,金洙暎、申东曄、金芝河三位诗人,在经济优先的现代化成为国家统治话语权的1960·70年代,为了完成“4.19革命”未能完成的政治、文化、法制等领域内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与民族·民众的命运相结合,进行了各具特色的诗学抵抗。可以说,这三位诗人在韩国现代文学史上,是创造和发展后殖民主义抵抗诗学的“三套车”亦或“三剑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