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事物都是速度、规模、质量和结构的统一。经济增长既包含增长速度的提升,也包含增长质量的改善；金融发展既包含金融规模的扩大,也包含金融结构的优化。然而,在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进程中,长期以追求速度赶超和规模膨胀为目标,质量和结构问题相当偏废,最终导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与金融结构存在不良耦合,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快、质量低”,金融发展“规模大、结构差”。与此同时,国内外有关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也长期专注于金融发展规模和经济增长速度的关系,少有讨论金融结构或增长质量问题,更是鲜有将两者置于同一框架下研究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联。本文将传统针对“金融规模-增长速度”的研究范式,拓展到“金融结构-增长质量”的分析视角,试图从金融发展的结构维度解释中国经济增长质量长期低下的原因,并揭示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以期充实当前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领域,也希望能够为如何有效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形成有针对性的政策启示。在研究思路上,本文在系统梳理相关概念范畴的基础上,结合本文研究目的,将经济增长质量界定为经济增长集约性和稳定性两个维度,将金融结构界定为金融体系内部结构和对外开放结构两个维度。在研究内容上,本文主要可以分为事实分析和实证分析两条主线,其中,事实分析包括分别针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金融结构特征的统计研判；实证分析部分则包括分别针对金融体系内部结构与经济增长方式、金融开放结构与经济增长稳定性两对耦合关系的计量检验和数值模拟。事实分析表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和金融结构特征表现出双重耦合。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高速低质,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经济增长稳定性不高。第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较为粗放,集约性和可持续性程度均不理想。本文综合选取工业增加值率、全要素生产率、单位产出能耗等传统指标,并将节能减排约束嵌入传统TFP核算框架得到Malmquist-Luenberger全要素生产率,经过全面的统计比较后发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深陷“粗放式”泥淖,长期依靠大量要素投入和资源耗费来维持增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刻不容缓；经济欠发达省份经济增长方式并不必然是粗放的,发达省份经济增长也不一定最有效率；这种效率与规模的“悖论”还表明,随着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增长绩效反而总体是下降的,长期对于经济规模的过分追求反而可能导致了增长方式更加趋向粗放化。第二,中国经济增长稳定性并不平衡,宏观经济运行呈现出“双稳定、双波动”的结构特征。基于矩分析视角和HP滤波分析视角的统计发现,实际产出呈现“高增长、低波动”的良性特征；汇率波动程度小,稳定性特征同样非常明显；货币供给长期保持增速增长,相对长期趋势的偏离程度较大；通货膨胀波动程度较高,物价水平稳定性较差。“双稳定、双波动”的结构特征也体现出宏观调控目标顾此失彼：为了维持实际产出的高速增长,“增长主义”导向下的货币当局常常形成对增加货币供给的路径依赖;过分维持汇率稳定,货币当局常常要以流动性的被动投放为代价,两者共同决定了货币供给的长期偏离以及通货膨胀的强烈波动。另一方面,金融发展呈现跛行化特征,金融规模快速膨胀、金融结构长期失衡。第一,金融体系内部结构优化明显滞后,积累诸多结构性问题,成为金融改革发展的痼疾。社会融资结构高度依赖银行信贷融资,直接融资比重过低,企业债券市场发展长期滞后；融资主体结构不均衡,银行信贷投放国有化偏向、股票市场融资国有化偏向、债券融资中政府和金融机构偏向严重；银行业市场化之路道阻且长,市场集中度较高,市场结构仍属于国有银行寡占；资本市场行政干预色彩浓厚,尚未具备成熟的多层次特性,呈现出“倒三角”的不稳定结构,无法实现良性循环的自生机制,严重制约了资本市场有效性；居民金融资产配置结构单一化、低效化,既由于国内优质金融产品供给不足,还与中国金融开放程度低、居民难以参与国际金融市场有关。第二,金融对外开放程度依然很低,资本管制结构呈现出“双松双紧”的典型特征。基于法定开放度和事实开放度的统计分析表明,虽然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已取得长足的发展,但当前资本管制程度依然很高；中国进出资本开放结构存在“汇入结汇松、汇出换汇严”的典型特征,这与发展中国家资本存量低、长期面临“金融抑制”,从而忌惮资本外逃潜在风险有密切关系；在分项资本开放结构上,中国资本账户自由化实施差别化策略：“直接投资管制松、证券投资管制严”,相比直接投资过于开放,中国对证券投资开放依然较为谨慎。计量检验证实,金融体系内部结构失衡、政府干预色彩浓厚对于中国长期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具有较好的解释力。本文先后通过面板单位根检验、面板协整检验、FMOLS、DOLS等面板协整估计方法对金融体系内部结构与经济增长方式的关系、以及金融结构的影响因素展开实证检验,再构建面板联立方程模型根据3SLS方法针对金融结构、政府干预、经济增长方式之间的交互作用机制做了进一步验证。研究发现,非公信贷是影响增长方式转变的核心因素,政府干预、直接融资和银行垄断通过影响信贷资金在产权差异化融资主体间的分布结构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方式。具体机制为,非公信贷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降低我国银行垄断程度虽然未能直接推动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化转变,但银行垄断会通过抑制非公信贷间接阻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直接融资提高并没有预期般地显著促进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但会通过正向强化非公信贷从而间接地推动增长方式转变；政府干预也并不直接对经济增长方式产生显著影响,但会对非公信贷产生抑制作用,进而间接地阻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金融结构与政府干预彼此交互作用,共同构成一个传导系统。据此可知,政府干预和银行垄断根深蒂固、直接融资长期发展滞后的金融体系结构特征,自然会固化长期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数值模拟表明,中国长期奉行的金融开放结构有其时代局限性,甚至可能掉入经济“低增长、高波动”的极端陷阱。本文首先基于二次损失函数形式构建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福利评价标准,并将其嵌入到具有中国典型经济特征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框架中,然后经过模型求解、对数线性化、参数校准、贝叶斯估计和计算机数百次程序运算,对中国资本账户不同开放策略引发宏观经济福利效应分别进行比较静态和动态模拟、长期视角和短期视角的客观研判。研究发现,直接投资过于开放会加剧宏观经济不稳定,直接投资绝非宏观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境内居民对外证券投资严厉管制也会加剧宏观经济短期剧烈波动。具体机制可概括为,长期以来,各级地方政府盲目跟风、展开引资竞赛,对外商投资奉行“来者不拒”的开放策略,大量短期投机型资本趁虚而入,加剧经济风险；直接投资的跨境流动是传导和扩散国际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途径；直接投资还会对中国通货膨胀有显著的拉动效应；对外证券投资管制通过限制国内居民参与国际金融市场,从而恶化中国“资产短缺”程度,加剧宏观经济波动。据此可知,外商直接投资过度开放、对外证券投资严厉管制的金融开放策略有其时代局限性,本文主张管理直接投资的效率和结构、逐步放松中国对外证券投资管制。